写到这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美国的斯坦福。显赫的硅谷，特曼的试验，成为现代史上一种成功的正反馈效应。教育科研和生产经营，互得“近水楼台”之月，共为“向阳花木”之春，这确实是科学昌盛、企业繁荣的康庄大道。斯坦福的优势是高技术、电子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在这些方面暂时还处在劣势地位，而且很难立即转劣为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何尝不可以尝试一下凭借我国的历史资源优势，建立起以历史资源为核心的我国的斯坦福模式。我想这样一种尝试或许是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当然，应用史学更应该重视精神型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中心”在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形成一定经济实力的同时，必须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比物质现象更为高级、更为复杂的运动形式。我国历史为我们遗留了层累的积淀、深厚的遗藏。我们对此必须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分析的态度。与此同时，也必须有一种尊重历史的诚心，继承遗产的渴望。如果动辄就是骂倒一切，前无古人，象极“左”路线统治时期那样，把历史看成是一片混沌和黑暗，那还有什么应用史学可谈呢？
    “中心”对涉及决策的软科学应该关注。开放和引进必须与历史国情的研究和承受能力的分析同步进行。应用史学的研究必须走在决策的前头，不能总是跟在后面做注释、搞诠释。除了全局性决策，部分的、局部的、一省、一市、一地、一县，甚至村镇、集体、家庭、个人的大小决策，应用史学都可以大显身手。一种群众性的历史咨询所也是可以尝试建立的。象葛洲坝水库，从坝址选择到水文资料的测定，都凝聚了史学工作者的心血，这种做法显然应该大力提倡。
    事实上，应用史学可以为很多学科提供历史资源，也可以径直把这些资源制作成新的成果。例如，应用哲学史学家就可以把艰深古奥的历代哲学精华，加工制作成普及读物，使之成为当代思想道德或智慧的启示录。文艺领域，我国古老的历史文艺素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先人留下过典范式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难道我们就不应该运用各种先进的文艺手段（如录象、录音、电视、广播等）再搞出多种历史连台戏，长、短篇历史小说，史剧、史诗、史舞、史乐以至历史故事、历史杂文来丰富现代和未来的文艺大舞台，来占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吗？这些边缘地带，文学家和史学家是完全可以交叉融汇、互相协作的。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哲学方面，应用史学也大有文章可做。当代的所有学科几乎都在进行着追根寻源的探索。但是，这种单科性的分析性的研究，绝对代替不了整体化的历史反思。当前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学的蔓延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中心”的成立，更能从应用的高度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并使之从学者的书斋进入百姓的弄堂。从长远来看，“中心”完全应该成为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的总枢纽，但这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总之，应用史学的提出和“中心”的成立，是否可以标志着历史科学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进一步加强，也预示着历史科学的重新崛起和更加繁荣昌盛。它实质上是我国人民在新时期崛起腾飞的伟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古老文明自我检讨、自我反思、自我复兴、升华再造的一条必由之路。它的影响和意义将会超出学科范围和国界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硝烟弥漫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创建历史科学的。他们没有也来不及在夺取政权之后，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缜密而又精深的历史回顾，因而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对历史科学应用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历史科学面临新的开拓。本文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而考虑的，希望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注释：
    ①希腊神话故事，宙斯神命令粘土制成的人类第一个女性--潘多拉带一个盒子下凡，她私自开了盒，于是各种祸害都跑了出来，散步到世界各地。
    ②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载1986年1月22 日《光明日报》。
    ③张国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载1986年3月19日《光明日报》。
    ④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