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资源如果是一种物化的存在形式，它当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它们的价值，大体上是可以根据以下几个客观标准估算出来的：首先当然是估算它制作时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是看它的稀有程度、古老程度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率。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以物化形式存在的历史资源，简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奇世界。至于精神型的历史资源和精神、物质之间的中介型历史资源，我国也有丰富的遗藏，正等待着应用史学家去识别、提炼和摄拾。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资源不仅和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一样，具有一种先天的不可再生性，而且还十分珍贵和罕见，甚至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稀有性。因而，它不能象自然资源、矿产资源那样，进行开采、熔铸，当做原料利用。它们的应用价值，有时甚至比自然资源还难于进行一次性测准。因而，在未能测准之前，首先必须全面、精心地加以保护，要进行历史资源的全面立法。当前社会安定、国家中兴，应该对历史资源进行全面清点、收录、分类、利用电脑、遥控、录象、录声、缩微、检索等现代科技手段做出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的编码，储存到高级电脑中，形成检索终端，为世界和人类、为国家和民族研究和应用历史资源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一项泽被生民的经国大业，也是一项万世流芳的文化壮举。我们这代人完全应该着手从事这件大事。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考虑把分散在各个科研机构、大学、文博、档案、图书、旅游和古建筑、古文物、古典手工业企业中的人、财、物集中起来，形成强有力的中心。我们首先应该对物质型的历史资源给予特殊的关注，这是和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商品生产激烈竞争和文化发展的经济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钱学森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要把“中国过去那些封建统治阶级享受的东西”，“变成人民共同享受的东西”。他感慨万千地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没有钱，没有物质基础不行。”⑩建立“中心”也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
    古罗马文明的摇蓝--意大利，1985年实施了一种远见卓识的“文化经济”新战略，把文化遗产看成战略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这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历史遗存的旅游价值是开始被人们关注了，但潜力远远未能挖尽。其实，不仅是从旅游角度，而且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从维护人类文化遗产、发展对外贸易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战略高度来深思这一问题。
    必须看到，早在马可波罗年代、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物质文明就曾征服过欧洲。法王路易十四修建中国式的瓷器宫殿，曾引起整个贵族社会的轰动。如今，中国广东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又被聘到了巴黎。据说1987年在巴黎附近又将出现一座古典风貌的中国城（11）。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中国皇后号”的处女航也曾引起过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倾倒，他亲自购买过300多件巧夺天工的中国瓷器，作为纪念。1796年，凡·勃拉姆修建“中国静修所”；1832年，内森·邓恩修建“中国小别墅”、“中国展览馆”。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明在美国形成的“凝固音乐”，曾引起过美国公众的倾倒和膜拜（12）。这些也都表明我国古老的物质文明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强大生命力。有人争论什么三大国粹、四大国粹，我看远远不止这些。我国古典宫殿、园林、陶瓷、丝绸、中医、烹调、戏曲、书画、针绣，甚至雕塑、服饰、盆景、摆设、器皿都是以傲欧美而冠寰宇的。我们制订新的对内、对外文化经济战略，必须把它们当做自己的基石。马克思早就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并把它们看成是历史的“世俗基础”（13）。我们强调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正好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洛阳“九都”牌正字唐三彩和甘肃武威文庙的铜奔马在国内外市边上畅销（14），都表明历史文物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复制和生产具有无限美好的远景。如果通过“中心”改变分散落后的经营方式，尽快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之形成多档次、多规格、成龙配套的拳头产品，再向国内外市场投放，是会取得增收创汇的良好效益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落实了讲求效益的文化经济战略，才能把历史的物的资源的研究和开发真正放在最基础的部位，来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使“昔日宫廷珍奇物，进入寻常百姓家”，才能使史学的古为今用真正落脚在“世俗”的基点之上，冲破狭窄的“资治通鉴”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