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在襄、昭时期多次使用岁星纪事，两次说到星宿分野，都是用以预断吉凶，异常灵验。如昭公十年，岁在玄枵而出现了妖星，裨谌说玄枵是齐国分野，而晋国始封君唐叔是齐女所生，灾祸将降临到晋君。本年果然晋平公卒。本世纪初，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对岁星纪事、星宿分野等做了专门研究，他的结论是：“凡《左传》及《国语》中之岁星经事，乃依据西元前365年所观测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的元始年，而按推步所作者也。故作此等纪事之时代，当在此年后者，是不待言。然自此标准的元始年经十数年后，观测与推步之间，自有若干参差，而当时人亦自然注意及之（28）。爰著此纪事之年代，恐在此标准的元始年以后数年之内也。”（29）星宿分野的制定，宋代郑樵和新城新藏都认为在三家分晋以后，新城氏并认为在韩灭郑和魏迁大梁以后。岁星十二次和星宿分野，是为占星术而作。战国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当作于前四世纪六十年代前后（30），《左传》中的占星术可能就出于魏国人石申。对岁星纪年法的起源时代，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也有人进一步推算证实，认为新城氏的论断“精当”、“可取”（31）。岁星纪年法行用于战国，十二个岁名如摄提格等至《离骚》才开始使用，这都是事实。当今天文学界，也认为《天文星占》、《天文》“都属于占星术的东西”，书中记载的“一部分恒星的坐标值（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四世纪，即石申的时代相合”（32）。二十八宿的距度是建立分野的基础，上面这一论述，等于在星宿分野和占星术方面进一步确认了新城氏的论断。由此可以判定，《左传》的成书不可能早于前四世纪六十年代。这是证据之三。
    宣公三年传文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对于这条预言，应当说明下列几点。第一，所卜年、世，应当从文王、武王算起，还是从成王定鼎算起，通观上下文意，我同意杨伯峻先生的意见，应当从武王算起。第二，关于西周的年数，究竟《竹书纪年》说可靠，还是《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律历志》、《通鉴外纪》可靠，恐怕只能说《纪年》更可靠，所以郭沫若、翦伯赞等都依《纪年》把武王灭纣定于前1027年。近世出现了前1066年说（新城新藏、范文澜）、前1057年说（张钰哲、张培瑜），现在更受史学界重视的则是倪德韦、周法高、赵光贤所持的前1045年说。依《纪年》和后一说，自武王灭纣至前386年（周安王十六年），“世”恰为“三十”，“年”仅为六百四十二或六百六十，怎么能肯定《左传》成书“很难到周安王时代”（33）？第三，左氏这个预言，必定有所见而云然，不会是无的放矢。（一）据《史记·周本纪》、《秦本纪》载，烈王二年，即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话又见于《封禅书》、《老子列传》，文字有小异。引人注意的是，此借周太史之口，作了周、秦“复合”亦即秦吞并周的预断。秦献公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即位后，他就立即采取措施作夺回河西失地、向东方发展的准备，到他晚年就大举向东方用兵了。上述预言，或许出于秦人造作，但可以说是无风不起浪。（二）周考王为续周公的官职，封其弟于河南（今洛阳王城），即周桓公，至显王二年（前367）臣下杀周威公（桓公子），而韩、赵出于本国利益需要，插手周室内乱，帮助威公少子根在巩建立了一个小国，把周王室分裂成东、西周（34）。王畿仅存的七个邑，至此又分属东、西周两个小国，“周天子”只居洛阳依东周以存身，是十足的徒有其名了。（显王十六年即前353年，韩攻东周，取陵观、邢丘，东周割高都、利给韩，估计左氏未及见之。《韩非子·说疑》说：“周单荼……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单氏取周……臣之弑其君者也。”春秋、战国之交，刘氏、单氏为周室卿士，而刘氏亡于定王（前468-前411）时，此后单氏执周政。单荼弑君取周，有人以为周政权“曾一度落入单氏手中”，有人以为即指弑周威公（35），不可详考。总之，极端微弱的周王室，既有内乱，又有外患，左氏必定以为它很快就会灭亡，所以作了“三十、七百”的预断。至于显王在位长达四十八年，慎靓王之后的周王赧又苟延五十九年，这是左氏始料不及的。这条预言同样证明，《左传》成书必在前386年之后。这是证据之四。
    基于以上诸证，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作者对前375年的韩灭郑，前372和前365年的赵攻卫与当时子南氏的专卫政，前367年周室的分裂削弱，前四世纪六十年代所观测的天象和兴起的占星术，战国前期赵氏的世世有乱，前五世纪晚期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魏的强大和秦的衰落，一句话，他对于战国初至前四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事件都是知情的。
    综合内、外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左传》作者不仅知晓三家分晋，而且看到了陈氏代齐。杨伯峻先生定《左传》成书于前403-前386年间，时间偏早了。第二，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可能正是《左传》的写作期。一些学者定《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前375年，是适宜的。
    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秦国的“东征”，二是“卫亡”，三是滕的复国，四是铎椒著《抄撮》的时间。
    秦献公经过近二十年的准备，便于前366、364、363、362年连续用兵，并且接连取得胜利。特别是前364年秦魏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之战，地近魏都安邑，斩首六万，可能是战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周显王贺秦，秦献公称伯。前362年之战，魏再次损地折将（36）。值得注意的是，魏在前364或前361年便由安邑迁都大梁（37）。魏迁都有向中原发展的意图，但从迁都的时机看，必定与秦的进攻有关。与此同时，自前361至前358年，魏在秦魏边境“自郑（今陕西华县）滨洛（洛水）”，修筑了一条数百里的长城（38），对秦采取了防守的态势。秦孝公元年（前361），秦出兵东围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二年，周王致文武胙于秦，四年，败韩于西山，七年，孝公、梁惠王会于杜平（今陕西澄城东），八年（前354），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攻取少梁（39）。同年，“秦公孙壮率师伐郑（韩），围焦城（今河南尉氏西北），不克。”“公孙壮率师城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在焦城西南）。”（40）这时不仅改变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41）的局面，而且秦师攻入中原腹地，插进韩、魏界中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时事的左氏，即使尊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修正秦“不复东征”的说法，就是咄咄怪事了。赵光贤先生把《左传》成书年代下限定于前352年秦攻取魏的安邑，其实秦攻入并且筑城于韩、魏腹心地带，其严重性未必在魏失安邑之下。如果左氏对前364、362年的秦胜魏还不肯放在心上，这时无论如何也应当改变他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