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十家中有两家把前329年定为《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或下限，新城氏也说过《左传》成书于前365-前329年，这都是依据僖公三十一年（前629）所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童书业考定卫于前333年亡于子南氏。我们认为左氏并没有实际看到前333年的卫亡，他只是依据前372、365年的赵攻卫和子南氏专卫权而言中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有以下两条理由。
    昭公四年传文说：“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曹灭于春秋末，蔡灭于战国初（前447），滕于前414年亡于越（42）。越于前379年由琅邪迁都于吴，滕可能在越国南迁后恢复，具体时间虽不可考，照理不应当晚于前355年前后。左氏断言滕在姬姓中为先亡国家之一，意味着他不知道滕的复国。前330年前后正是滕定公在位时期（43），可证左氏生活年代决不会晚到此时。这是理由之后。
    司马迁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44）孔颖达引刘向《别录》说：“铎椒作《抄撮》八卷。”（45）前人已经考定，司马迁这里所说《春秋》就是《左传》，而《抄撮》就是抄撮《左传》而成的《铎氏微》（46）。楚威王在位在前339-前329年，那么《左传》成书就必不晚于这个时期。况且，铎椒得做威王师，资望必定不低，而他习学《左传》也不应少于四、五年，自习学至成名、为师，总要用十五、二十年时间。又，是不是《左传》一成书铎椒就立即读到或马上得到了传授呢？所以这样算来，《左传》成书最晚不应晚于公元前360至前355年间。这是理由之二。
    我们可以举出确凿证据证明《左传》作者了解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的情况，但他对五十年代的情况便或明或暗，存在彼此参差的情形，就像《史记》记事的下限一样，并不是一刀切。所以我们可以把《左传》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于前360至前355年间，亦即秦孝公初年（47）。
    沈玉成同志说：“写定的时间应当在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以后的三、四十年间。”（48）虽然没有举证，但他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陆德明、孔颖达引《别录》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49）自赵匡以来很多人指斥这个传授系统虚妄，恐怕不会是全妄，至少铎、虞习《左传》是事实，依当时情势推测，铎椒也必定有师承。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传授系统中拉出一个年代相当的人做作者，按上面论定的年代，就不可能是死于前381年的吴起（50），而应当是另一个左丘人--吴期。（51）
    二、能否通过预言考证《左传》成书的年代
    和很多学者的做法一样，本文主要是通过《左传》中涉及战国时代的预言、史实，考订《左传》成书年代的。有人对这种方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左传》中这类预言只是“片言只语”，通过预言推断成书年代“是不科学的”（52）。胡念贻分析了九条预言，认为七条不应验，一条在“疑似之间”（陈氏代齐），一条是“战国时人窜入”（三家分晋），他于是得出了如下结论：
    可以证明作者对于战国时的历史全然不知，说明他不是生活在战国时代。他把一些信口开河的预言写进他的书里了（53）。
    由此他仍认定《左传》“作于春秋末年”，“作者是左丘明”。在我们看来，胡氏所说九条预言（上文都已说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验辞，共六条，即三家分晋、陈氏代齐、郑先亡、滕先亡、赵氏世有乱和卫国三百年，都是很灵验的预言。胡氏为什么以为后四条都“不验”呢？因为“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韩”，他便认为这一条不验了。这显然不是预言本身不验，而是先入之见（成书于春秋末）作怪，主观地认为“不验”。他的目的是“考察”《左传》是否“为战国时作”，明明在战国应验了却嫌其时代太晚而不认为应验，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这样的考察还有什么意义？胡氏附和顾炎武《日知录》的说法以为滕亡于宋王偃，于姬氏为最后亡，却不知道滕先亡于越，这是失考。胡氏又说，赵“世代相传，没有常发生变乱”，用语甚含混，不“世代相传”怎么能说“世有乱”？传九世而乱九次，算不上“常变乱”，算不算“世有乱”？左氏未及见子南氏篡卫，但他据情势所作的推断十分准确，胡氏认定卫亡于秦二世，自然也属于失考。（二）依据当时的征兆作预断，而后来事情发展出乎意料的有二条，即“不复东征”和“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结果虽然没有言中，但是探寻左氏作预料的背景，仍然可以作为考证成书年代的参照。胡氏承认《左传》作预言的目的是要把事情写得“更加神乎其神”，却又认为关于战国时代的预言是作者出于“全然不知”的“信口开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左氏这位史学、文学的天才，如果不是确有所见，他为什么无端地去做与他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愚蠢之举？（三）是作者未加改动的真实史料，即“国未可量”一条。这是季札观察当时的形势，加上他的主观情感对齐国所作的判断，因而与书中反复预言的陈氏代齐发生的抵触。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左传》一书细针密缕，极少有漏洞，与《史记》的“甚多疏略，或有抵梧”情况不同。但这不等于说就没有“抵梧”（54）。季札说这话在齐景公四年（前544），当时的晋国政出多门，逐渐失去霸主的权威，于是齐景公有小霸之志，图谋“代兴”。当吴国北上之前，齐景几乎称霸，他的与国有郑、卫、鲁、宋等，而且屡次攻打晋国。所以公孙丑说：“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55）可是，“一般史家多因左氏他处‘浮夸’之记载，误信陈氏早已得势，一若‘小霸’之齐景公时陈氏已成代齐之局者，实非事实。”（56）昭公三年晏子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姜其危哉！”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又说：“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则国其国也矣。”这类记载，“皆是预言，决不足信。”（57）《左传编撰考》也指出，昭公三年、二十六年的记载：“与时代不合，……带着晚出的烙印”，“乃误取《晏子春秋》文。”我们对此有三点说明。其一，据《史记·田齐世家》，开始使用大斗、小斗的不是田桓子无宇，而是田僖子乞，司马迁的记载应当别有所据，它和上述童、赵的论断正可相互印证。对此，前人总以为《左传》是而《史记》非，现在看来《史记》是而《左传》非才合乎情理。其二，《晏子春秋》和《左传》昭公三年相应的记载是《问下》第十七篇，两书语句相同，而《晏子》在“或燠休之”与“其爱之如父母”之间独多一段：“昔者殷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文王慈惠殷众，收恤无主，是故天下归之，无私与，维德之授。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以齐君暗比殷纣，把田氏比做文王，不用说这样的话只能出于陈氏或拥陈者之口，绝不可能出于晏子之口。《左传》少了这段语，必是左氏觉得不妥而删削。可是“田氏慈惠”与下句“其爱之……”联系非常紧密，左氏删除以后，使“其”、“之”远承上文的“民”和“田氏”，文字便不联贯。这是《左传》抄《晏子》的铁证（58）《晏子》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相应的记载有《谏下》第十九、《问上》第八、《外上》第十和十五。《谏下》的一篇只字没有提到田氏，只是说：“欲知把齐国者，则其利之者邪？”后三篇则明确说：“田无宇之后为几”，“齐国，田氏之国也。”文章的先后演进之迹，昭然可见。引人注意的是，《左传》不同于《谏下》的含糊其词，却同于另三篇明点田氏。其三，齐景公在《晏子》中三番五次地问：“后世孰将把齐国？”“美哉其室，将谁有此乎？”“后世孰将践有齐国乎？”一个图谋称霸的国君而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是有背常情的，这只能理解为陈氏及其徒党的造作。可是，《左传》却把这样的话明白地写进去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季札的话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出于后人造作，因此不应拿它来考察《左传》作者的时代；二是，这种真实史料的存在，正可拿来鉴定一些预言的晚出，而不应当用它去抵消那些预言的灵验。
    《左传》中涉及战国的预言是不是只有上述八、九条呢？不是。左氏了解战国中期以前的历史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并不是出于谁的附会和想象，我们还可以举出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如闵公二年说：“季氏亡，则鲁不昌。”季氏亡于鲁在鲁元公（前436-前416）之世，所以到鲁缪公（前415-前383）（59）时便不由季氏执政，而任用公仪休。淳于髡说：“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60）据《史亡·六国年表》，前412年，齐伐鲁。前411年，齐取鲁之都。前408年，齐取鲁郕。前394年，齐限鲁最。前385年，齐伐鲁，破之。这都发生在鲁缪公之世。假如左氏对战国历史“全然不知”，他的预言怎么会和后来淳于髡的话、《史记》的记载若合符契？假如他是“信口开河”，他的预断为什么能够如此灵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