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襄公二十七年传文：“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罕氏）其后亡者也”，二十九年传文：“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乐氏……其以宋升降乎！”也都是涉及战国的预言。襄公末年至春秋末不过七十年，可传三、四世，恰抵“数世”之数，罕氏既不同于郑“其余”诸卿而“后亡”，则必至战国无疑。襄公二十九年罕虎继父位为上卿，次年为郑相（旋即“授子产政”，但罕虎及其子之位次仍在子产之上），那么这里所说的“得国”就不应当是指执郑政，而是指得君位。自此终春秋之世，郑无篡弑的记载，直至郑哀公八年（前455）始见“郑人弑哀公”，郑幽公元年（前423）韩攻郑，杀幽公，郑繻公二十七年（前396）子阳之党弑繻公（61），《韩非子·说疑》说：“郑太宰欣……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太宰欣取郑……臣之弑其君者也。”太宰欣弑君取郑已无从详考，但与上述郑君被弑必定有关。“太宰”是相、执政的通称。左氏在襄公二十九特意说：“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综合来看，这个取郑的太宰欣，就必定是罕氏的后人。前已证左氏知道郑的灭亡，他对郑亡前的废兴更替怎么会不了解？宋国乐氏的得国，见于记载的是哀公二十六年（前469）乐卿为上卿执宋政，至于乐氏“以宋升降”，又必定包括此后的一段时间，也表明左氏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有人以为在戴氏篡宋时（在前356年以后），乐氏与宋同亡，故称“以宋升降”（62）。
    综合上述十一条预言，八条应验，三条不验。应验的预言，从事件说，涉及蔡、滕、晋、魏、赵、韩、齐、郑、卫、宋各国的兴衰变化；从时代说，属于战国初年至战国中期即前四世纪七十年代，其中有关魏、赵、卫、宋的论断包括了前四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情势。三条不验的预言，无例外都有当时的征象为依据，涉及周、秦、齐（季札的话）的史实，其时代晚的在前四世纪六十年代，如周的分裂削弱，秦“不东征”。
    一部春秋时代的史书，写及战国时代各国这么多历史事件，还不足以引起注意，从而断定作者和它的成书时代在战国吗？不作细致的分析，把它们说成“个别的例子”、“不验”、“窜入”，简单化地予以否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分析预言不是探索《左传》成书的唯一方法，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探索（63），但是对《左传》这部书而言，客观分析书中预言所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注释：
    ①⑨（27）（56）（57）（6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5页、261页、336-337页、90-102页、103页、263-264页。（27）复参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说疑》。
    ②⑥《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
    ③（29）《东洋天文学史研究》561页、418页。
    ④⑥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232页。（5）《十三经概论》440页。
    ⑦（13）朱东润《左传选·前言》。
    ⑧徐中舒《左传选·后序》。
    ⑩（12）（20）（23）（46）《春秋左传注·前言》。⑩初版作“周安王十三年三八六年”，新版改作“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均有误，应当作“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
    （11）《古史考辨·左传编撰考》。
    （14）《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一册57页。
    （15）《左氏春秋考证》卷上。
    （17）《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五章。
    （18）（53）《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中国古代文学论稿》。
    （19）《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21）（52）陈茂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问题》，《厦门大学学报》84年1期。
    （21）复参《史记·田齐世家论赞》。
    （22）《史记·赵世家》载，烈侯在位九年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其说不可信。《竹书纪年》有“赵烈侯十四年”，杨宽《战国大事年表》定烈侯在位二十二年是对的。《史记》多出武公一世而《世本》无其事，表明武公乃作乱自立，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此事史家乃未发。
    （23）（24）（36）（39）（41）《史记·秦本记》、《六国年表》。（23）简公七年事复参《战国史》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