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0年体制论”
    1995年，曾提出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延续性“假说”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 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一书，提出了“1940年体制论”。关于为何要将 日本战时体制称为“1940年体制”，野口悠纪雄在书中作了明确解释：“‘1940年体制 ’这一词汇，最初是在自民党一党体制崩溃的1993年夏，由《日本经济新闻》的专栏文 章首先使用的。该文章指出‘55年体制已崩溃，但40年体制仍留存’。为什么不选别的 年份而选40年？有人着眼于《国家总动员法》提出的年份，提出称之为38年体制应该更 加准确。也许真是这样。总之，选择1940年并无特别的理由。”“我认为，当今的日本 经济体制仍是战时体制，故称之为‘1940年体制’。”（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 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东洋新报社2002年版，第4页。）事实上，这种理由还 是存在的。因为1940年正是第二届近卫内阁为适应“总体战”需要建立“新经济体制” ，对经济实行战时统制那年。
    《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以十章的篇幅，考察了“1940年体制”的形成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面向未来 的选择等几个方面，对涉及日本经济发展的企业、金融、官僚体制、土地改革、贸易摩 擦的调整等在战时和战后的变化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之后，“为了考察1995年以后的 变化和‘1940年体制论’在现阶段的意义”，野口悠纪雄在2002年该书再版时，又增添 了第十一章“当今的1940年体制”。
    毋庸赘言，野口悠纪雄撰写此书的目的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连续性”，就考察和分析的范畴而言，该书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亦基本相同。但是仔细作一比较，我们仍可发现他的论著具有一些新的、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和特征。
    首先，野口悠纪雄强调，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战时的产物，并不是根深源长的历史产物，应该并且可能进行变革。他这样写道：“日本型经济体制植根于日本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往往容易直接导致‘因此不可变革’的宿命论，即有陷入现存的体制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主义的贫困’的危险。”“本书认为，当今的经济体制即便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特殊的例外，因此在理论上具有变革的可能。”（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18页。）
    其次，野口悠纪雄明确指出，“1940年体制”曾经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目前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桎梏。按照他的观点，一方面，“‘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若采用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制，可能无法实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成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96、105页。）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日本仍无法实现体制转换。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当今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摆脱1940年体制的束缚。但无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是围绕这些经济政策的争论，均同‘结构改革’的口号背道而驰。”（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155页。）
    最后，野口悠纪雄认为，对决定战时和战后日本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有着重大意义的战后改革，必须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他在该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阅读了各种各样的文献，印象较深的是，对于在战后改革的风暴中为什么战时体制仍得以留存这一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仅关注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的事’似乎不会成为研究对象。对战后改革的研究也是如此。关于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实际进行过的改革，已有了不少论著。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哪些领域没有经历改革’的研究，却少得令人惊讶。”（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序言”，第5页。）
    按照他的观点，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主要体现在“构成日本经济中枢”的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存续。他指出：“经过战后改革，日本经济的结构当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官僚制度，特别是经济官僚机构，虽然由占领军进行了‘大改革’，但基本上没有受到损伤的保留了下来，并迄今仍对日本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和官僚制度一起，40年体制的主要要素仍得以留存，其代表就是金融制度。”（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78、87页。）他在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残存的战时体制”的第一部分“战时体制仍然继续的日本金融”的标题下，首先引述了《日本银行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紧接着写道：“这不是战时的旧文书，而是处于现代日本经济中枢地位、决定日本银行存立的《日本银行法》。以1939年纳粹德国制定的银行法为蓝本、作为战时金融统制的总则于1942年制定的这一法律，今天依然是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法。或许没有比这个法律更能象征性地显示现代日本的形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进行国家总体战而导入的体制，现在依然构成经济的核心。”（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3页。）野口悠纪雄强调重新评价日本战后改革的观点，对重构日本现代史观，无疑具有突出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野口悠纪雄在该书的最后呼吁：“欲搞活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不是由政府推行新的政策，而是不要依赖政府。‘依赖政府’是1940年体制的基本精神。重要的是，不是等待政府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每个人开拓前进。我认为，日本新生的第一步，将从这里开始。”（注：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制--再见了，“战时经济”》，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