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种理论引领的学术潮流
    上述三种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基本观点和目的显然异曲同工，即通过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由于这些理论发表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面临种种难题的20世纪90年代，因此在日本现代史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上述理论和这些反响，现已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涉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1996年，栗田健发表了专著《日本的劳动社会》，提出在战时体制下，在经营者和劳动者均被视为服务于国家的对等的劳动者的氛围中，工人和职员“作为从业人员应得到一视同仁”的意识、“废除工人职员差异”的意识得以产生，将“白领”和“蓝领”一 律视为“从业人员”的意识开始确立。正是这些意识，构成了战后按行业成立工会的思 想基础和历史背景。（注：栗田健：《日本的劳动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19页。）他的这项研究，不仅支撑了“重构理论”，而且从“意识”的层面对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探讨。
    1997年，雨宫昭一发表了《战时战后体制论》。他在书中将战时的总体战体制和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联系起来放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分析和考察，同样得出了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结论。雨宫昭一指出，在总体战的“战时体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 体制”时期，劳资间、农民间、其他社会阶层间的“社会均质化”的不断演进，推动了 日本现代社会的形成。他在分析了日本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体制”向40年代 “翼赞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各地国民重组的实态和功能后指出：“政府、市町村、最 基层的邻组三个层面进行的各地域的国民重组，孕育了全体意见一致的契机，使由强权 牵引的社会平准化、均质化得以演进。其具体形态随着日本社会各阶层在空间上的混在 ，导致了‘社会混住化’趋向的发展。进而，对中小企业和商业的筹建和结构调整，导 致无产阶级的形成；因对农民的抑制和诱使其转入军需工业，引起工业化的发展；通过 强制推行，大众福利化得以问世。上述三者和推进它们的体制，几乎均同‘现代日本社 会’的特征和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注：雨宫昭一：《战时战后体制论》，岩波书 店1997年版，第199页。）
    1998年，女性问题专家上野千鹤子发表了专著《民族主义和性》，对战时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了重新考察。她提出：“战争期间女性协力参战和国家对女性的保护，使女性的‘国民化’作为‘现代计划’的重要一环而得以规定。”（注：上野千鹤子：《民族主义和性》，青土社1998年版，第93页。）战后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参与政治，就是战时女性作为“国民化”一环的扩展。上野千鹤子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即协力参战和参政，视为日本建设国民国家的一种整合方式，即将战时和战后女性的“国民化”作为一种延续的过程加以把握。她的这项研究，不仅否定了以往认为由于战后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妇女才获得解放的看法，而且为认识“现代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或参数。
    2001年，前田裕子在《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一书中，以三菱重工为例指出，在战争期间生产现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工厂制造产品的技术”和“工厂的经营管理”开始得到统合。换言之，按照她的观点：“生产和管理相结合”这一作为“日本型生产管理体制”重要特征的“现场主义”，就是在战时形成的。（注：前田裕子：《战时航空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
    2003年寺西重郎发表了《日本的经济体制》。在该书中，寺西重郎提出，冈崎哲二的著作中涉及的战时共同融资团就是战后银行体制的萌芽；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经济体制，正是在昭和战争时期出现了转变；正是在战时而不是战后，日本经济界乃至经济体制开始了从战前以财阀为中心，向战后以银行为中心的巨大转变。（注：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体制》，岩波书店2003年版。）
    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影响，还波及到美国。美国的《日本经济研究》（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在1996年5月和6 月号、1998年5月号分别刊载了题为《告别1940年体制，跨入一个新体制》（Leaving The “1940”System and Moving into a New System）和《1940年体制：日本依然处于 战时经济时期》（The 1940 System：Japan Still under the Wartime Economy）两篇论 文。1998年，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格发表了专著《总动员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 的文化》。他在该书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使用‘总动员’一词，阐述日本社会给予满 洲国的广泛而巨大的冲击。”杨格通过对大众传媒、官僚制国家、利益集团、乌托邦意 识形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介入等“总动员”各个层面的探讨，批判了认为战时的日 本帝国产生于“未成熟的前近代国家”的传统观点，指出当时的日本是由支撑新型帝国 主义的现代产业、大众文化、政治的多元主义、新颖的社会组织创生的。（注：Louise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7-9.）
    另一方面，上述理论也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批评。1995年，原朗在《战后50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一文中提出，应该充分关注战前和战时（1937年以后） “连续和断绝”两个方面以及从战时至战后初期（20世纪50年代）一以贯之的经济统制期 （战时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时期和旧金山体制时期）。他认为，在经济统制时期，更 应重视战后改革，而不是战时变化的决定性意义。按照他的观点，“正是通过战后改革 ，日本才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生活方式同战前相 比出现了显著变化。”（注：原朗：《战后50年和日本经济：从战时经济到战后经济》 ，《年报日本现代史》1995年创刊号。）1999年，大门正克发表了题为《探询历史意识 中的现代》的论文，针对雨宫昭一等“总体战体制论”的拥护者将统治者单方面对民众 进行统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社会“均质化”或“平准化”，视为所谓“现代现象”的 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该论文中写道：“所谓现代，是社会愈向前发展国民的团结 更加紧密的时代”，因此“只能将现代历史作为国民团结的历史加以描述”，“强制的平准化不是团结”。（注：大门克正：《探询历史意识的现实》，《日本史研究》1999年9月号，第98页。）2002年，泽井实发表了《战争对制度的破坏和革新》一文，为大门克正提出的、将战时和战后时期均视为“经济统制时期”的观点进行了申辩。他指出：“所以将贯通战前战后的统制时期视为一个持续的时期，不仅因为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存在差异，而且因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两个军部’（日本战时的军部和和盟军占领军总部）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相续存在。”（注：泽井实：《战争对制度的破坏和革新》，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的课题和展望》，有斐阁2002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