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后，对日本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考察日本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的连续性，使战时体制研究这一几无新意的课题，重新获得青睐。然而，形成这种繁荣的背景，却是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陷入了重重困境。不言而喻，学者们意欲以历史的眼光，通过对战时和战后体制相关要素的追溯和分析，探究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难题的历史根源。这种探究不仅就学术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均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依笔者管见，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90年代后，长期占日本史坛主流地位的“战后历史学”的日本现代史观，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中心、以鼓吹“自由主义史观”为幌子、以歪曲历史为手段、以否定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历史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现代历史学”。两方面的挑战使日本史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格局的形成昭示了日本历史学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以歪曲历史重构现代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努力”，我们当然应嗤之以鼻。但是对通过实证和还原历史来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努力，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因为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了历史学的真谛，而且有助于探寻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为何面临困境的深刻根源，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价值。
    其次，正如《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所写道的：“本书所收各篇论文，其认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时代划分、观点同当今历史学的关系，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虽然存在这种不同和相似--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和相似，这本论文集推动了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学的有关观点的再探讨。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在现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对学生诸君，而且对学术界享有地位的专家，都成为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契机。”（注：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成田龙一编：《总体战和现代化》，英文版“序言”，第7页。）毫无疑问，上述理论有助于启迪我们研究日本现代史新的思路。如上述野口悠纪雄关于目前战后改革研究仍存在很多“处女地”的一番论述，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次，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创造“日本奇迹”的基本要素。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涉及“企业内部关系”、“企业和金融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都曾被视为创造“日本奇迹”的基本要素。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发表名噪一时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的《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等论著，均表明了这种观点。（注：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谷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埃德温·赖肖尔、马里厄斯·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不过，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三种理论的倡导者所采用的方法和批判现实的立场，均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存有对传统或正统历史观进行解构的偏向，并因此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缺乏足够的理性。对于这种缺陷，我们同样应有客观的认识。
    首先，如“总体战体制论”的代表作《总体战和现代化》的标题所示，在“总体战”和“现代化”之间构建一条笔直的桥梁，认为战时政治经济体制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和日本现代“体制社会”形成的结论，在逻辑上给人以为战时的“总体战体制”歌功颂德之嫌，尽管他们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病。另外，“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认为战时体制是“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的观点以及“1940年体制论”认为战时体制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最大的原因”的观点，也存在显然的偏颇。不可否认，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国际国内多种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不是因为战时经济体制的维持。
    其次，雨宫昭一等强调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并认为战时的“强制均质化”使现代社会得以形成的观点，同样存在偏颇。应该看到，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战时的“强制均质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雇主和雇工之间、工人和职员之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趋向“均质”。所谓的“社会平准化”理论，就是依此认为这种“均质”为战后民主平等的逐步形成，即“社会平准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如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时的“强制均质化”，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要素，同在社会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趋同”，有着本质差别。同时我们还必须明确，这种“均质化”是随着日本1939年以后国民生产力的衰退而日趋下降的“均质化”，和经历战后改革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出现的“平等化”趋向性质迥异。另外我们必须明确，战时的“均质化”程度在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扩大中日趋缩小，相反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域，包括经济差异在内的人们各方面的差异则日趋增大。例如在工厂里，不在编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包括被强行押解到当地的朝鲜人、中国人等殖民地劳动力在内的工人之间的差异，在战时不仅显然存在，而且日趋扩大。不能不指出的是，认为战时体制下民众趋于“均质”的理论，是 不符合史实的，是片面和错误的。
    概而言之，日本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既不是像“总体战体制论”、“现代经济体制源流论”、“1940年体制论”提出的那样，仅限于战时和战后的“连续性”；也不是如“战后历史学”始终坚持的，是因为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战后改革才得以形成。我们应按照对立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把握日本社会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运动、政治统治的变迁；应从社会诸要素的连续和断绝 、承袭和扬弃两个方面，通观不同阶段统一地把握上述变化。如果我们将战时和战后的 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范畴中加以透视，或许能够对日本从近代走 向现代的历史转折进行新的审视，提出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