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围绕正统的界说、区别以及内涵等问题，传统史家出现了长期争鸣。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内在发展的逻辑的体现。将“正统论”纳入宋元史学发展趋势加以整体性考察，显然是有其认识价值的。
    一
    宋代正统之论肇端于尹洙。“历数”是尹洙“正统论”的基本出发点。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五德与正闰之论兴于汉①。根据“五德”学说尹洙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是遵循“常数”，而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进而尹洙认为皇帝的权威是天经地义，无可改移的。他说：“位配于天地，数协于运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无如之尊也。”②毕仲游《正统议》继承尹洙的思想而又有所变化，他认为“历数存于天，治乱在于人。”强调人对治乱的重要性，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历数”这一层面来理解社会发展的治乱兴衰是强解硬通，显得玄妙、迂阔，因而毕仲游说道：“盖以得历数者，有道于其始，而为治乱者，不系于其终也。”③著《新唐书》、修《五代史记》的欧阳修，作为宋朝的一代史家，他在正统论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在北宋正统辨争中，欧阳修的主张是较典型的。首先，欧阳修对尹洙诸人倡导的以“历数”“运历”解释社会治乱、分合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④其次，欧阳修提出了自己关于正统的理论主张。他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⑤；“正统曰统天下而得其正，故系正焉，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⑥欧阳修从自己的史学撰述实践中提出了正统的理论，其依据则一本《春秋》。“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作也。”⑦从“正名定分，求情责实”的立场出发，欧阳修在写作历史时任情褒贬，动辄抑扬。“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⑧所谓别善恶、明是非，目的是彰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圣学思想。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论化是史学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其中暗含了对德运终始学说的否定，有一种向经典儒学复归的思想倾向。欧阳修关于正统的界说有集大成的特点，但也受到当时学术界的诘难与反驳。“欧阳修论魏、梁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章望之不同意欧阳修正统理论的反批评，将正统具体划分为二种类型正统与霸统。章望之给出的具体定义是，“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⑨由正统中厘析出霸统的概念，显而易见是儒家学说所谓的王道、霸道的直接延伸。可以说也是欧阳修“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的抽象化、概念化。因为立论的角度相异，章望之对欧阳修引证《春秋》加以驳难：“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⑩正与不正之相去未能远，这就表明正统与霸统只有一墙之隔，两者之间性质虽多所不同，但可相互转化。章望之诘驳欧阳修而提出正统、霸统，也并非是一锤定音。随后，苏轼撰著《正统论》回答章望之的辨难。苏轼将正统之争归结为名实之辨。他认为“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耳。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实也，夫何议？天下固有，有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故天下不争；名轻实重，故天下趋于实。”苏轼将“有天下”作为正统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看来，如果“名”“实”相等，便可以说是正统，而名乖实违，则与正统的本义相分离。苏轼从“名”“实”角度阐述正统的得失，实际上是在“有天下”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有天下”之名，便是所谓的“名正言顺”，即正统所归；而“有天下”之实便是以“实”求“名”。自居正统的结果往往是名轻实重。他说：“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依据正统名实相权的观点，苏轼将欧、章正统之辨作了属于自己逻辑范畴的理论总结：“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11）这就显而易见地将正统从名实层面作了归纳。“以名言而纯乎名”与“以实言而不尽乎实”，可以说是从理论思辨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涵盖面较宽的观点。
    朱熹是南宋著名学者，在他那个时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女真金构成了对南宋政权的直接威胁，因而朱子正统意识十分强烈。朱熹虽然没有专文讨论正统，但他针对司马光“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而编纂的《通鉴纲目》，却充满了强烈的正统思想。这一思想与“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主张向史学领域渗透是密切相关的，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格物致知”，亦即“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12）穷理究物，注重天道人道，是朱熹正统观的基点。朱熹门人李方子称《通鉴纲目》是春秋史：“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而实际上，朱熹的正统论是以春秋笔法形式导致理学史学化的结果。“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至于大经大法，则一本于圣人之述作。”（13）
    史学正统论的理学化，是宋代后期理学发展的结果，也是南宋社会政治危机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抽象概念之辨往往归结于具体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各家正统史论都按自己对正统的理论抽象而辨别正朔之所在。以五行、历运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注重朝代之间的所谓的禅代，朝代更迭被认为是“运绝”。尹洙就认为“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禅，复六十年而禅齐，齐二十六年而禅梁……周二十五年而禅隋，隋三十八年而禅于唐，推而言之，则东南承袭之运。”（14）他详细叙述了晋至五代的历史，根据历数的神秘理论，区别并辨证了各代正统的名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了许多前后相继的统治政权。如何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封建史家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尹洙主张三国吴、北魏、北周、北齐均为正统，他特别强调拓跋魏列为正统的理由：“况魏氏孝文已来，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但统而言之，平定南土，方为正统。……魏传其玺，齐为其虏，梁为其臣，隋承其运，非帝而何？！”尹洙以正统史观来理解北魏是正朔所在，他对北魏历史地位的认识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南北朝时的历史在唐修史书时，“执笔史官多齐陈之人，或其勋列之后，是以各夸本国，并列正史，失之一时，误及千古，并使乱臣贼子谓方面可据，位号可窃。”（15）这是尹洙阐扬正统论的立足点。注重“历数”与“治乱”的毕仲游是从弘扬礼赞上三代的“历数明著而不惑”来认识正统的。逆与非道是毕仲游区分正统的主要原则，曹魏、司马晋、萧梁在他看来虽非得之于道，“较于当日无其他长久之主以相拟，故亦可独推其统而言正矣。”欧阳修以自己对正统的界说为前提，提出了划分正统的三条原则。（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二）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三）天下大乱，正统无属，有功者强，有德者王，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很显然，欧阳修是以一统天下作为正统归属是根本标准的，因之他认为正统：“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16）帝魏寇蜀与帝蜀寇魏，以及如何认识梁、唐、晋、汉、周五代历史，是宋代正统论者争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是为宋朝正统谁归这个特大政治目的服务的。欧队修以曹魏朱梁为正统，章望之以为非，司马光以曹魏为正，朱熹以为伪，这种争论的出发点，正是宋朝政治现实的反映。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争正统是“收人心”的一个重要政治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