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代正统思想是两宋正统之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南宋大儒朱熹伦理化的理学思想在元代儒士中的影响极其深广。《通鉴纲目》浓厚的“一君臣，定名分”的正统观念，以及它一贯高举的所谓春秋笔法的旗帜，在元代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儒士对《通鉴纲目》这本政治伦理教科书做了大量的释义、考注、阐发工作。《通鉴纲目集览》、《通鉴纲目书法》、《通鉴纲目考异凡例》、《通鉴纲目考证》等著作，是元代正统思想，正统观念受理学影响的部分反映。在蒙古贵族、官僚集团的统治下，汉族儒士以研治《通鉴纲目》来确定正统，分划名份，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非汉族统治的不满。“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17）“天地之经，君臣之义”实际上是“凡天下混一为正统。”而达到正统的方法，即是“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徒以讨乱贼，书祭祀以著吉礼之得失，书行幸田狩以著巡游之荒怠，书恩泽制诏以著命令之美恶，书朝会聘间以著宾礼之是非，书封拜黜罢以见赏罚之当否，书征伐战攻以志用兵之正伪，书人事以寓予夺，书灾祥以垂劝戒。”（18）很显然，这是给封建帝王政权的合法合理性提供理论的依据。而褒贬随情的君臣名义实质正是败者为寇，胜者为王的一种说明。对朱熹《纲目》的系统阐发是元代正统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一正统理论基础之上，梁寅评论《通鉴纲目》，提出了“天下有道统有治统，至圣之育群英，道统之所以传也……道统传者，其功在万世；治统复者，其效在一时。”（19）道统治统之说，是元代正统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反映。欧阳修主张正统有续有绝，而梁寅的道统治统说从理论意义使欧阳修的正统续绝论明确化，这显然是元朝正统论的新的特点。
    金宋并峙时的学术活动是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相对发展的，但也有范围不一、程度不同的学术交往。例如，金末元初号称“关西夫子”的杨奂读《资治通鉴》，有感于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并赋诗“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燃蜀妇发，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20）后来，杨奂购得《通鉴纲目》，自己所修之书也就废弃了。这说明朱熹正统思想对关中名儒扬奂产生了很大影响。扬奂还著有《正统论》六十卷。本春秋，书褒贬，推正统，是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扬奂《正统论》也是遵循这一思想而作的：“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为嫌，而又不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其在乎后之逆取而不惮者，陆贾之说唱之，莽、操视而诲之也。”（21）杨奂《正统论》提出了较完备的正统理论，极尽阐发了历朝正统的底蕴。“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是扬奂正统论的基本思想，也是他的“正统八例”即得、传、衰、复、与、陷、绝、归的基点。“正统八例”是帝位传承中的八种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名份的集合体。“正统八例”与《通鉴纲目凡例》有相似之处，皆是运用汉语语汇的情感特征表达某种政治意图，但它远较《纲目凡例》精博，超出了史事编目排比的范围，而建构了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其目的是“矫诸儒之曲说，惩历代之行事”，从而使“卓然愿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废日思，所以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则国家安宁长久之福，可坐而致。”（22）杨奂正统论是元代正统思想集中而系统的反映，也是汲取宋代正统论的思想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元朝是在亡金灭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空前一统的王朝，从“有天下”或“名”“实”角度都不可能有正统与非正统的辨争。但在元代意识形态领域，争正统则显得十分激烈，这主要表现在辽、金、宋三史的编撰活动中的“义例”之争。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元政府设置翰林国史院，文臣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以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至元十三年（1276年）一月，董文炳对南宋名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23）六月，元世祖下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记，仍命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监修国史。很显然，辽、金、宋三史之修在元初就开始进行了。世祖皇帝“尝敕词臣撰次三史”（24）也说明了这一点。元仁宗时，李孟“又尝请修《宋史》，久未有成书。”（25）文宗时也有请修之议，远在阿鲁图《进金史表》中说得很明白：“延祐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克”；袁梅也说“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26）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政府再次议修辽金宋三史，任命欧阳玄、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开局修撰。次年春，三史修成。辽金宋三史以一年时间完成，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当然，其是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的。“六十余年，岁月因循，造物有待”（27），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断断续续的撰次、嘱稿，至少为至正初年的修史工作提出了底本。
    辽金宋三史的编撰，之所以迁延六十余年，用元人杨维桢的话来说，是“皆因正统之议而不决，迄未成书”（28）。而编撰体例能取得一致，大多认为是取决于都总裁官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29）这句话。应该看到，脱脱作为一名蒙古大臣，他的历史修养是欠缺的；任命他总监修三史，也只是挂名而已。事实上，在辽金宋三史修撰过程中，不少文臣词匠就提出了有关正统问题的主张，虞集就是其中一个。虞集是元朝中期的文章大家，先后供职国子学、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历仕八朝，曾领修《经世大典》。文宗天历至顺之间屡诏修三史，虞集因“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重视和关注三史的正统问题，并与同列包括马祖常、揭傒斯、欧阳玄诸人议论三史正统，主张“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30）这一关于三史各与正统的主张显然出自虞集，顺帝时修史，脱脱只不过假手而已。
    有元一代，辽金宋三史谁与正统，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聚讼难断的问题，元世祖时，针对辽金宋正统归属问题，在名儒王恽周围就出现了一场辨争。有人说，“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符、姚一载记尔。”因为“金有中原虽百余年，宋自建隆于今几三百年，……，固可兼金。”“辽之有国，僻居燕云，法度不一，似难以元魏、北齐为比。”（31）很显然，这是以宋为正统，辽金为篡逆。王恽则认为这一主张与历史事实不符：“金太祖平辽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孙帝王，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今以刘、石等比之，予故不可不辨”（32）；而以金为载记则是“不审辽史。”“辽太祖神册之际，宋太祖未生，辽祖比宋前期五十余年已即帝位，固难降就五十年之后包于《宋史》为载记，其世数相悬，名分颠倒，断无此法。”（33）进而王恽提出了《北史》、《南史》、《南宋史》的概念；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属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34）。界说《南史》、《北史》、《宋史》、《南宋史》，给撰写辽金宋三朝错综复杂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很显然，王恽并没有在谁属正统的问题上胶柱鼓瑟，而体现了各与正统的思想主张。元末人王祎以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为根据阐述了辽金宋三史的正统归属。他认为五代不能承正统，“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了复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始也”（35）王祎对辽金宋三史关系的这一认识，是对欧阳修正统续绝论的具体运用。虽然他承认“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是居正统的根本所在，不过王祎突出强调元绍正统始于至元十三年，即亡宋的一二七六年，实际正是以宋为正统。
    元仁宗、文宗时期诏修三史，正统之争又达到了一个高潮，顺帝至正时代以脱脱主修辽金宋史，正统之争更趋剧烈。名儒卢挚，徐世隆，王约、张枢等人各有主张。“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谢端与苏天爵同著《正统论》，“辨金、宋正统甚悉，世多传之。”而杨维桢撰《正统辨》，“一洗天下纷纷之论”。“惜三史以成其言，终不见用”（36）。辽金宋史成书后，扬维桢认为“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于是又作《三史正统辨》。杨维桢极力主张以宋为正统，“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目的是正元代之统，“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37）终元一世，学术界关于正统之争持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是元代史学著述活动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