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江苏无锡政协为钱穆先生出版的纪念文集①。文集刊登了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及学生撰写的纪念诗文三十多篇，概述了先生一生的学术建树、为学育人、待友、教子的崇高风范，令人极为欣慰。文集前面有匡亚明先生题词：“志在国学，著作等身”，更令人兴无限敬仰之情。
    国学在我国有悠久光辉的历史，但“五四”以后风雨飘零，日非一日，先生可称是最后一代大师了。像我们这代49年后在大陆受教育的人，几已不知国学为何物？间有所闻，亦目之为“封建”、“陈腐”，不屑一顾。1985年，汤一介先生兼职于深圳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筹办《国学集刊》，委我为常务付主编，参与其事。汤先生的深意是要上承北大国学研究所的余绪，发扬光大我国的传统学术。我对此虽十分热心，对刊名则不免存有疑问。以后创刊号遇到麻烦，汤先生远在美国访问，我就先斩后奏，将刊名改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了②。因为我心目中的国学仍不免陈旧陈腐的阴影。这也可说明，在国内对国学的了解是如何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但近年来时读钱先生的著作，却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对钱先生这位国学大师，更增加了无限的敬意。
    钱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具有国学的两大特点：一是集文史哲于一体；二是融为学与修身于一身。钱先生是史学大家，但不限自己于历史的专门领域，其历史著作充满哲学的智慧；钱先生是哲学家，但不是西方所谓某种专门哲学，而是对人生与历史的深刻洞察与智慧；是文学家，但不是以文学为专门，而是在学术论著中所表现的文章与文采。钱先生的学术研究遍及文史哲几大领域，每一领域都能融文史哲为一体，史中有哲有文，哲中有文有史，文中有史有哲，读之既能得确切的知识，又能得人生的启迪与智慧，而文采焕发，情意盎然，又能获感情与精神的享受。同时代的大家，或偏重于专门哲学；或偏重于史学；或偏重于宗教，唯先生更多地具有传统国学的上述特征，这是令人感佩的。
    钱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需要许多内行的专门的研究，不是我，更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担负的。我所有感而欲有言的，是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及其治学目标与眼光、胸怀。下面我试把这方面的一些粗浅体会写出来，作为对钱先生的缅怀和纪念，同时也藉以向学者、专家、读者请教。
    一
    “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传播，我国传统学术被分解为各个专门学科进行研究，哲学亦不例外。因此，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先生都以哲学大家著称，对中国哲学之研究亦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冯先生与牟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以某种西方哲学为间架，条分缕析，更多精义，给学人以极多启发。但亦由于如此，他们亦都不能避免以西裁中的弊病，而不免使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的民族特征与传统被忽视与切割。如冯先生的“新理学”，以新程朱自称，实际上是借程朱以表达自己西方新实在论一类的哲学思想，与程朱的精神是大相背离的。牟先生以康德哲学诠释孔孟、程朱、陆王，同样忽视与消解了他们思想之特殊的民族的特征。唯钱先生没有受这种影响，能牢牢从中国本民族的传统与实际出发，不以西方哲学为间架，而是以之为启迪与参考，因而其剖析、其结论，不仅亲切平易、较符合中国思想的实际，亦较好地体现中华民族传统与特征，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以孔子和《论语》而言，钱先生下的功夫最多，亦最具个人国学的功力，其研究方法亦最具国学的特征，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海外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孔子“为中国民族挺立起道德的主体”③，孔子思想有其伟大的意义和价值。这看来是突现了孔子思想与民族的内在联系的。但按牟先生的看法，春秋时期“贵族生命腐败，周文疲弊，斯文不举”④，才出现了孔子，因而孔子是异军突起的。牟先生的看法虽然强调了孔子思想与民族的联系，但既然异军突起，孔子思想就不是当时民族思想与文化心灵的代表，而只是它的新的塑造者。这实际上是削割孔子思想与中国民族的血肉联系的。
    牟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亦肯定孔子思想有其文化渊源，说“周礼桀然明备”，孔子背后有一个很长的文化背景。但一方面牟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只有文化而没有文化的生命，直待孔子反省，才自觉提出一个“仁”字以为其原则和生命；另一方面又说“周文之所以失效，没有客观的有效性，主要是贵族生命腐败堕落，不能承担这一套礼乐。……周文成了空文、虚文。”⑤就是说周文之所以没有生命是由于贵族腐败，并不是周文本身的问题。这种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的说法，使孔子思想的文化背景实际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在牟先生笔下，孔子思想虽然是由周文的反省而来，但由此反省而提出的新原则--仁，却是与周文的生命没有内在联系的。也可说，不是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历史发展产生和形成了孔子，而是孔子为中国民族和文化确定了生命和方向。而孔子之能如此，则只能归之为类如耶稣、佛陀一样的天启和顿悟。
    钱先生的观察与研究不同，在《周公与中国文化》、《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⑥的著名论文中，钱先生指出：
    “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历两千年以上之积累。孔子亦由中国文化所孕育。孔子仅乃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换言之，因其在中国社会中，才始有孔子。……孔子生当春秋时代，其时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为中国一大乱世。但即在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上之道德观念与夫道德精神，已极普遍存在，并极洋溢活跃，有其生命充沛之显现。……此实中国社会重视人文精神之文化传统，至其时，已到达于一种相当高度之境界矣。孔子之教，则亦本于当时社会此等传统之礼教精神而建立，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出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