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门第士族的最早的起源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这一政策导致大量的经学知识分子接掌政权，代替原来的军功贵族与豪门强宗，成为政治的骨干力量。所以政治、文化学术的结合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和经济（地产）的结合，是门第士族的根本特点。在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集中了巨大的地产财富，是兼经济、文化学术于一体的社会力量，但不掌握世俗的政权；普通的贵族、地主，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和一定的经济特权，但并不是文化学术的领导力量。中国的士族，在名义与法律上并不享有西方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却在实际上是兼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于一体的力量，享有文化学术的优势与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学术的优势与主导地位，成为其能取得政治权力与经济优势的凭藉与依靠，因此，与西方比较，可以说文化学术是中国之门第士族能够形成与发展并长久居于中国社会之领导地位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文化学术之能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则是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儒学之天人合一，一方面排斥了西方基督教式的政教分离；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儒为基础的政教合一，从而使儒学得以通过某种机缘（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支配政治的力量。所以可以说士族的出现及其在东汉、魏晋成为门第，正是儒学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所造成的。亦是儒学之生命活力在这一时期之内在的表现。
    魏晋以后，门第逐渐衰微，唐代佛道两教居于思想的支配地位，但儒学的内在生命活力并没有消失，最后终于通过宋明理学彻底消化了佛教，遂退了道教，重渐成为文化学术的主导力量。禅宗的产生是一过渡的环节。钱先生对禅宗特别是对慧能之思想特点的分析，亦成为展现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的极好例证。
    钤木大拙曾说：“禅确实是世界思想史中一伟大的革命。它起源于中国，不可能起源于任何其它地方。……”禅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如此繁茂。”（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册《评胡适与钤木大拙讨论禅》）钤木说这是中国人的脚踏实地有以使然。但这只是一种浅显的解释，并未通透到中国禅与中国儒道两家思想之内在通融处与其心灵生命之真来源。钱先生的分析则把这一心灵生命之真来源揭示出来，让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家思想之深厚的活力。钱先生的分析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禅的产生是慧能以前四百多年佛教经典与文化移植积存并逐渐被中国化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偶然与突然的。没有四百多年历代中国高僧大德在修行和义解方面踏实用力、积累丰富，就不可能有对它的真正消化而使之中国化，也就不可能有禅宗的产生。
    （二）慧能以前，道生已提出了“义由心生，法由心起”的顿悟义，之所以不可能被当时僧众所接受，是由于佛教经典、文化的积累植尚在开始，人们的注意力尚在佛教经典、文字本身，只有这一过程到相对完满的阶段，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内心。慧能正好处在这一过程的交接点。
    （三）慧能的顿悟及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慧解，并非“天启”使然，而仍然来源于慧能的“真修”。钱先生说慧能之悟，并不是灵慧超人之哲理的悟解，而是实实在在地由本心的真修而来。其“本来无一物”，正指心中无一物而言，是慧能在磨坊中八个月以磨米为精修磨出来的。八个月来，“只此一颗清清静静的心，没有不快乐，没有杂念，没有渣滓，没有尘埃，何处还要拂拭？”（53）所以慧能的悟，是在其日常的劈柴、磨米、长途跋涉中，在与尘世无异的生活实践中达到与完成的。既然如此，出家、出世，以尘俗为累的说法，两世界截然对立的说法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样“既是一本心性，又不屏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物上再讲些孝弟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讲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成为此一转捩中之关键人物。”（54）
    钱先生这样的剖析，突出了慧能之悟是在修行中对本心之清净本体的顿悟。“悟”是由功夫所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不是哲理的玄思与胜解，是天人合一而非外心以求道，从而在实质上，把慧能之悟所内含的中国文化哲学所本有的精神，揭示出来了。所以一方面看，这是慧能个人的天分、天启，非慧能不能为之；另一方面看，则慧能之天分、慧解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所本有、固有的精神。就是说，非有中国文化之深厚传统，慧能亦不可能产生。因而禅宗虽然是佛教内部的变革，而变革的动力、精神、生命活力则恰恰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的，因而亦是中国文化之生命力的展现与象征。钱先生这一剖析，由情入理，由理达情，在研究慧能的文章中，确是匠心独具，令人折服的。
    关于理学是禅宗的一转语，实际上并不是钱先生的独创。冯友兰先生对此也有精到的剖析。在《新原道》中，冯先生论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之历史发展，曾指出禅宗更进一步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因为“如果提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的人仍须出家？何以事父事君，不是妙道？这又须下一转语。宋明道学的使命，就在再下这一转语”。（55）所以钱先生的看法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理学与禅宗两者相互关系的共识。但冯先生的看法，基于逻辑的哲理的分析，背后没有人、没有心、没有民族的活的文化心灵。钱先生的剖析则突出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的活的文化心灵，有理而亦有情。冯先生的看法，突出的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与逻辑精神；钱先生的剖析则突出了中国文化之情理并重、知人论世的特点。因此，钱先生对禅学的分析本身，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之道德心灵及其生机活力的体现，读之，令人更增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佩之情。
    以上钱先生剖析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的三个例证其时代从春秋历魏晋、隋唐至宋明，其领域则偏及儒佛道三教，它们生动地证明中国文化在遭遇的每一次危难困厄中，都能贞下起元，度过难关，重复生机。那么，在近代，在今天呢？它也必然如此。钱先生说：“籍过去乃可以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响导之责也”。（56）所以钱先生的分析展现的是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过去，它的意义则在于今天和未来。今天，中国民族是否能存而不亡的问题，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但中国文化则仍然悬有此一问题。所以钱先生的解答及其昭示的结论与其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浓厚热爱之情，仍然是有其极大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