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强调王学是直承孟子而来，好象王学没有自己的内在义理或哲学架构。但实际上，王阳明是经过朱熹而继承孟子的。孟子不讲天理，不讲心即理。王阳明则讲天理，讲心即理；孟子不讲心之本体，不讲性本身，王阳明则讲心之本体，讲性本身。孟子讲性善，性只是“人性”一词简称，王阳明则赋予性以本体的意义。孟子讲心是四端的源泉，但没有赋予心以超越的形上的绝对的意义。王阳明则赋予这种意义，王阳明天泉证道明确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6）“心之体”是一“绝对”与“超越”。因其是绝对、超越，故现实经验、名言层次上的善恶不能用以形容它，所谓“大道无名”、“大美不言”、“大善不善”，格物及诚意等则属于经验、巳发、现实的层次。在此层次之上有“心之体”--“绝对”以为其根本，这就实际上预设了形上、形下、绝对、相对的两个系与两个世界。这与孟子不同而与朱熹接近的“四句教”是王明阳明对自己体系的概括，并指明是一哲学的（慧根）概括，所以它是真正能揭示王阳明哲学体系的哲学架构的。而它的最终指向则是一绝对，如同朱熹哲学一样，因此，以为朱王完全对立，是既不符合朱学的实际，也不符合王学的实际的。钱先生论刘蕺山时说：“蕺山之讲阳明，乃求由此返之程朱，返之孔孟，而即以辟禅，而又直称孔孟程朱曰心学，尤为特出之见。王门后人，必欲揭其师之学曰新学，以树异于程朱，乃独立于儒学传统之外，而反以通于禅。”（27）这一观察是极为深刻而符合实际的。
    在程朱、陆王的观察分析上，牟先生与钱先生何以有此不同？归根结底亦是由于两者研究方法的不同。牟先生不仅看朱熹是用冯先生的新实在论的眼光，看王阳明也是用康德的眼光。但实际上，康德只是揭示了道德本身的性质，对道德的根源及实际内涵，则与中国儒学的看法有极大差异。儒学不仅认为道德是为功利、非经验、非世俗的，而且肯定道德的实际内涵是仁--人的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或真诚恻怛之情，即从心中自然流出，不夹带任何私心、私欲的爱人利物的动机和行为。追本溯源，此一爱人利物之心则来源於“天地生物之心”。故人心体现天心，天心表现为人心，是一天人合一的系统。不仅程朱如此，上而孔孟《易》《庸》董仲舒、下而王明阳皆是如此。故《传习录》论仁云：“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阳亦然，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发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28）“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全全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29）钱先生观察儒学，十分注意这一大的传统，故对朱王能异中见同。牟先生偏于以西方哲学观察与分析中国哲学，故不免忽视中国儒学的这一大的传统，常常不见其同而只见其异。钱先生知人论世，善于对每家思想作同情的了解，原始见终，由情达理，不仅看到哲学，更看到哲学背后的人和心。牟先生则不免专注于思想分析严深，以致有时流于以偏概全而不自觉。牟先生研究方法的长处不能否定，但比较而言，我以为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更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钱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贯穿着钱先生的上述研究方法，故其论格物、涵养、致知等等，都有较全面的看法，具体结论尽管还可推敲商榷，但体现的上述方法论精神却是很有启发的。为节省篇幅，这是不一一引证。下面谨举“格物”以见一斑。
    按冯先生和牟先生的看法，朱熹讲格物，是心外求理的。朱熹言论中，这类说法确实亦不少。但如善体朱熹的真意，则另一方面的意见显然更值得重视。朱熹说：
    “今日学者所谓格物，却无一个端绪，只是寻物去格。如宣王因见牛发不忍之心，此盖端绪也。便就此扩充，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方是致与格，只是推致穷格到尽处。凡人各有个见识，不可谓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知爱其亲，长知敬其兄，以至善恶是非之际，亦甚分晓。但不推致充扩，故主其见识终只如此。须是因此端绪从而穷格之。未见端绪发现之时，且得恭敬涵养。有个端倪发见，直是穷格去，亦不是凿空寻事物去格也。涵养于未发之前，穷格于已发之后。”（30）
    “人谁无知，为子知孝，为父知慈，只是知不尽。须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唤做光，然逐旋开划得大，则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当慈孝之类，只是格不尽。但物格于彼，则知尽于此矣。”（31）
    “所谓格物者，常人于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穷得来无去处，方是格物。”（32）
    “问致知格物，曰，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若能分别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别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礼，以至于万物万事，皆不出此四个道理，其实只是一个心。一个根底出来，抽枝长叶。”（33）
    “夫外物之诱人，莫甚于饮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则固亦莫非人之所当有而不能无者也。但于其间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厘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于吾之所以行乎其间者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是以无以致其克复之功，而物之诱于外者，得以夺乎天理之本然耳。”（34）
    等等。这些清楚地表明，朱熹所谓“心”并不仅是一认识功能。“心”之所以被称为灵明知觉亦是因其对吾人所得于“天理之正”，有其本然之自觉，即为子知孝，为父知慈，见一牛之觳觫而知不忍。因此格物致知，正是就其本有之知--对天理之良知而于事事物物上讲求扩充，以推至其极。所谓“吾心之灵，莫不有知”，其知既指认识知觉，又指对天理的良知。《朱子新学案》说，“若非心中先巳有知，凿空寻事物去格，则如阳明格庭前竹子。若不因吾心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则如齐宣王仅知不忍一牛之觳觫，而不能即推此以保民王天下。故徒务于正心诚意，而无致知格物之功，则有局促之病。……徒务于致知格物，而不知于心性根源求端绪，以为推致扩充广奠其基而正其本，则有泛滥之病，如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时，而人文社会病痛百出。惟朱子格物之教，则不得以向外讥之。”（35）征之朱子以上对格物致知的诸多论述，钱先生的意见，不是平恕、中道、实事求是，更符合朱熹格物的真意吗？！
    《朱子新学案》是钱先生晚年的力作。全书百万余言，历时六年完稿，以“破门户”为全书宗旨。其《例言》说：“朱子学，广大精微，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本书意在破门户，读者幸勿以护门视之。”（36）所谓“门户”狭隘的意思当然是指朱陆异同，对立的门户，但“五四”以后，究其根源，则最大的门户是西学的门户以西学裁剪、切割中学的门户。钱先生《朱子新学案》对朱熹的研究全面、细致，读之启人益智之处极多，而其最能给人启迪、使人获无穷受益、特显光彩者，则是钱先生贯注于此一《新学案》中的治学的方法和精神--破专以西学为门户之治学精神。
    钱先生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人们抱残守阙，拒绝参考、借鉴于吸收西方的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长处。完全不是如此。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借鉴、参考不能忘记了民族文化的本位和实际。因为，一旦浸陷其中，以之为量尺框框以裁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则就不是参考和借鉴，而是以西为本、为门户、为道体了，其结果只能在客观上扭曲、贬抑中国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即使本意是发扬中国文化，实际的结果也不过是把中国文化从源头、从历史全部西方化而已。所以钱先生一再强调破门户，从治学方法和其用心来讲，我以为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这在今天，是特别值得重视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