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更新与发展中国文化？钱先生的态度与提示亦给我们的极深的印象和启发。
    “五四”以来，对此问题有三种态度与提示的道路：一是断然全盘否定过去，彻底打倒，重建一切；一是肯定中国文化而实际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态度；一是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57）钱先生是属于第三种态度的。
    今天，第一、第二种态度的影响并非越来越小了。它实际的力量与影响仍然很大。历史将证明，唯有第三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但是在标举属于第三种态度的当代学者中，其差异和区别仍然很大，如冯先生、牟先生、钱先生。因此，弄清他们之间在如何更新中国文化问题上的区别，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我看来，冯先生、牟先生实际是接近于第二种态度。钱先生坚决不参加新儒家的宣言签名，（58）并反复不断地对“门户”进行批评，我以为重要的原因亦在于牟先生为中国文化所作的设计是钱先生所不能接受的。钱先生全力坚持的是他认为真正正确的态度。
    冯先生常常自称为新程朱，是儒学的复兴者。他的‘新理学’体系是要为中国文化贞下起元。陈寅格先生审查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报告，肯定冯先生是对中国哲学思想“具了解之同情者”。（59）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更认为冯先生对儒家和孔子有真诚的宗教信仰。（60）但实际上，冯先生从其信奉的新实在论之“类”的观点观察中国文化与哲学，其得出的中国文化之出路的结论，实是一全盘西化的结论。冯先生说：
    “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所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要注意者，并不是一种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的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五光十色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类是偶然底。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61）
    “从此类型的观点，中国文化所当去者，是其属于某类的主要底性。所要保存的，是其偶然底性。……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则此改变是全盘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即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即改为西方近现代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62）
    冯先生虽亦强调文学艺术对于每一民族的特殊性，中国的文学、艺术是无法也不应西化的，但西化是近代化的同义语，则文学艺术由于需要现代化而全盘西化也是无可避免的。要之，只要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基本面貌，就必然与西方完全一样。不同的将只是语言、历史、地理、人种肤色、口味等等不可能西化的东西。这与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思想、目标正好是殊途同归的。
    牟先生为中国文化更新所作的设计是著名“良知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说法。这一说法，强调从旧儒学的内圣外王出发，既要继承旧儒学的真传统，又要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事功，好像确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不忘输入外来之新学说，又不忘本民族的文化本位者。但实际上，其以良知为唯一本体，一切皆需从此本体开出的说法，已经是一西方哲学的说法，其自我坎陷而后开出等等，于中国文化的实际更是不符合的。
    以良知坎陷开出科学而论，这显然是以中国没有科学为前提，而所谓中国没有科学又以西方那种以机械论自然观为基础的科学是唯一的科学为前提，所以提法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早就有相当发达的自成体系的科学，不过它和西方上述科学形态不同，而属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一类型而已。它以有机的自然观、时空是相互联系的连续的观念为基础，有自己一套科研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发达的医学、天文学、音律学、数学，以及汉代发展起来的地震学、物候学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一类型与西方古希腊以机械论为基础的科学虽然不同，但它是真正的自然科学是毫无疑问的。（63）因此，就科学而言，它在中国是早就开出了，无须今天“良知坎陷”才能开出。而就良知来说，如果它是普遍本体，则西方也有此问题。如果西方良知早已坎陷了，因而早早开出了科学，那么何以西方如此而中国不能？如果“良知”只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独有的，那就构不成“本体”。且“坎陷”是“良知”之客观必有的过程还是外于良知的主观所为？如系客观必有的过程，西方早经历了这一过程而中国迟迟未来，则仍将使读者陷于神秘主义，不能得其解。如属外于良知的主观所为，则良知也就不成其为本体了。所以这说法本身引来的矛盾混乱是无可避免的。
    在其合理的意义上，“良知坎陷”说以坎良知--德性与科学--理性认知系统的区分为前提，这当然是正确的。因此良知这一实践行动的道德本体一旦要转而成良知学说，即以良知为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德性学说，当然它需要经历一自我坎陷的过程，但此时的以良知为对象之进行认识的理性，仍然不能是由良知坎陷而来的。良知永恒地只能是良知，不能是理智。理性如同良知一样，亦可以是与生俱来、俱有的。所以别的理性认知系统，其开发、发展，更是外于良知的独立过程，牟先生以良知坎陷以说明理性，开出理性，不是克服了儒学的泛道德色彩，而是把它强化并把它歪曲了。
    以孔孟而论，孔孟的学说确是关于道德，关于教导中国人如何成德成人的学说，亦如西方的耶稣及其《圣经》一样。但孔孟从来没有说过人的本体及其唯一的理性只是道德良知。孟子突出了道德理性的意义与价值，但同时肯定人有理智理性，后者是与禽兽所同具的（只是高低程度不同），因此重视道德与研究自然是并行不悖并不矛盾的。孔孟本人不以研究自然为任务，正如耶稣不以研究自然为职志一样。但它们的学说绝不包含有反对与阻塞别人研究自然的成份。钱先生说：
    “孔子思想并不曾完成为一套自然科学，但亦不反科学，且亦容许各项科学有其各自之发展。如《大学》言格物穷理，《中庸》言尽物性，《易传》言‘开物成务’，又言‘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及《书》之言‘正德、利用、厚生’，都只在自然科学所能完成之种种事物上标示出一个人文目标，使自然物质与人文理想相得而益彰，抑且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自然科学方面之专家，如算术、天文、历法、水利、建筑、农业、音乐、医药等种种专门人才，皆曾有其伟大成就。然几乎绝大数全是崇奉孔子思想之儒家。以前如此，以后当亦可然。”（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