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术的特征性质，学术界看法极为分歧。这一时期，五胡乱华，“华阀”混战，政治腐败，统治集团篡弑频仍。士林则口谈玄远，行为荒诞怪异。因此，不少著作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之生命力萎缩疲敝、枯竭不振而由佛、道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的时期。但钱先生精心整理、洗发，却得出了与此不同的结论。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42）的著名论文中，钱先生指出：
    “故论当时之政治，分崩祸乱绝无足道，然不得谓当时便无人物，亦不得谓当时人物更无思想、无学术成就。政治虽颓败不振，在民间则仍保有文化与学术之传统，而著作之多，超前轶后。唐代虽富强，又见称文盛，然……拟之此一时期尚有逊色。”（43）
    “盖政府虽分南北，门第则仍南北相通，故在此时代中，政治上虽祸乱迭起，而大门第则依然安静……中国文化之命脉之所以犹得延续不中断，而下开隋唐之盛者，亦赖于当时门第之力。”（44）
    “而门第之能维系数百年而久在者，是因为上有贤父兄，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盛，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弊不败。”（45）
    “盖非循守儒术，不足以全家保门第……岂有子弟不孝不弟，而能门
    第鼎盛，福禄永保之理。”（46）
    “故当时门第共同理想，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亲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是成家学。”（47）
    “故魏晋学术思想，虽已羼进不少老庄消极气氛，而仍不失为一种甚深厚之儒家传统，最多只能说其儒道合流，而非纯走上老庄行径则显可见。”（48）
    要之，按钱先生的看法，魏晋思想是“体儒而用道”。揆之实际，钱先生这一观察确亦是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学术之主导趋向与精神的。
    例如嵇、康阮籍，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一般认之为非毁名教，纯任老庄，但实际上嵇、阮之“越名教”是指不为名教之外在礼义节文所束缚，而一任个人孝弟友爱真情之流露；是逃避司马氏集团之政治迫害而非放弃人伦，蔑弃礼仪。其“自然”，除了政治上的“消遥”以外，主要是指个人真情的自然而然，故在维护儒学之本真礼义传统上，有如鲁迅曾指出的，他们可能“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49）阮籍的至孝及嵇康诗文中表露的孝第、友爱真情，就是这点的最好证明。因此，说他们是体儒而用庄，可能是更符合他们思想的实际情况的。
    以哲学而论，王弼的《易注》，其对儒家道德精神之深刻体认，不仅以道家解儒者所写出，亦非一般俗儒所能达到。王弼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以如此年轻而能有如此高的道德表达水平，仅靠天才和文字游戏是绝对不可能的。家庭的熏陶及其内心道德情感的真挚，当是基本的原因。《易注》的天道观基础当然已与儒家不同，但通篇贯彻的是儒家的道德与义理，所以以之为儒家著作是名符其实的。此书以后收入唐人的五经正义与十三经，绝不是偶然的。王弼另一重要著作《老子注》发挥老子思想，但提出“守母以存子，崇本以举末”、“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佩天而华不作。”（50）真实的用心还是“存诚”，仍然不失为儒家思想。其所谓“无”，在哲学上是本体；在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学上是本根、源头、宗主、统帅之意。强调的是正本清源，与整个这一时期学术界之主要趋向--反对汉魏以来的虚伪、形式主义，以名教礼义为名利的工具、手段--是一致的。王弼说“圣人体无”（51），老子为有，故恒说其不足，并非戏弄与掩饰之辞，确是内心之真实地流露。因此，王弼哲学亦是可以用“体儒而用道”加以概括的。
    嗣后，向、郭《庄子注》大畅玄风，精神确已偏离了儒学，但即便如此，其对于仁义，亦不是攻击与否定仁义本身，而是攻击当权者以仁义为工具手段，沽名钓誉，并以此剥夺与限制别人的性分与自由。对于出自人们内心真实的仁义，向、郭是并不反对的，故《庄子注》中有下列关于仁义的言论，如“夫仁义自是人之性情，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多忧也。”“夫仁义自是人情也。”“夫曾史性长于仁耳，而性不长者横复慕之，慕之而仁，仁已伪矣。”仅对于这种虚伪、伪装的仁义，《庄子注》是反对的（52）。《庄子·胠箧》曾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注》评论说：“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犹不可亡圣者，犹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亡于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和《庄子》有显然的不同。所以以“儒道合流”来概括《庄子注》的情况也是可以的。
    当然，“体儒用道”与“体道用儒”两种说法的界限很难划清，从天道观与哲学本体而言，亦未尝不可说王弼等是“体道用儒”。但不管怎样，魏晋人老庄注所发挥的道家思想（除《列子》外）与先秦老庄思想是不同的。先秦，老庄思想与儒学针锋相对，从天道观到圣人、名教、仁义、道德，老庄都具有反儒学的鲜明色彩和立场，而王弼、向、郭的老庄注则基本上是调和儒道、以儒解道的，其关注的始终是名教的维系、人伦道德。仁义孝第的真诚、其崇尚的圣人--人格标准，也是不离名教、不离人伦道德的；所谓圣人体无，圣人无迹，与物大冥，都是指圣人的一种不带任何片面性、任何虚伪、偏私、体冲和以应物，顺万物而无情，圆通无疑，廓然大公的道德境界，是针对汉末名教、人伦、孝第的虚伪、有为而发的。因此，可以说，基本精神与用心仍然是儒学的。
    要之，只要把握住儒学与门第的内在结合这一线索，确可以看到，儒学思想的活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是洋溢活跃的。儒学植根于门第，门第依赖于儒学，一为社会的物质的支柱，一为精神价值与文化学术的力量。两者相互结合，一方面使门第绵延，尽享尊严；一方面使文化学术滋润发展，特显光彩。故此时期史学、文学、礼学、哲学、艺术皆能得长足进步。门第与儒学的结合，是其最根本的秘密。钱先生这一分析，不仅使我们对士族门第有新的认识，亦使我们对此时期之学术文化之基本精神所在，有恰当的看法，并能于此两方面窥探到儒学之内在生命活力，所以，可以说这一研究是中国文化之生命活力的最好的丰碑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