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钱先生踏上学术途程时，正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能否存而不亡成为悬在每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头的头等问题之时。不少人悲观绝望，不少人慷慨激昂。悲观绝望者以中国民族与文化无可挽救；激昂慷慨者以全盘打倒旧文化，建立西方新文化为职志。钱先生则冷静地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通过文化学术研究，为中国民族找出何以能经历极多危难而不仅不亡，且能绵延扩充、可大可久的文化根据。钱先生一生本此目标行事，通过自己精心的分疏与洗发，确是向人们证明了：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为代表的主导文化，是富于生命活力的。过去它能绵延发展，历久弥新，今后也将仍然如此。
    下面，我试举钱先生对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的洗发；对魏晋文化、学术与门第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禅宗的阐释与研究为例，来说明钱先生是如何在这些中国文化的困顿转折、暗而不明的时期，说明它们仍然保持着自己内在的文化生命之活力，从而“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中国文化展开新局面的。
    首先，让我们看钱先生对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的洗发与阐释。
    “五四”以后，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人们总认为是一种腐朽、反动、落后，甚至“吃人”的东西。最近发表于《知识分子》1993年秋季号上题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文章说：“中国文化是宝塔式文化，其特征是顶峰性、等级性、稳定性、排他性，仅为少数居于塔尖上的统治者服务。”可见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这样的文化当然注定是没有活力的。从某些现象来看，这种论断是对的。但钱先生善于透过现象洗发中国文化之本质精神所在，故能不为现象所迷惑。在《论春秋时人之道德精神》（37）等文章中，钱先生分析当时极多实例。指出，在所有这些以后儒家提倡的具体德目中，潜藏于其中的，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不诉诸于对超世界的神灵的信仰；不耽迷于一己物质的享受、情欲的放纵及个人私利的实现，而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务求一己内心之所安，以至虽九死一生、牺牲生命而不顾。（38）这种道德精神才是中国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精义所在。由于种种历史社会的原因，这种道德精神虽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平等而表现为三纲五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某些时候、某些地区甚至演变为“礼教吃人”。但上述精神的本质则是与近代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相通，在今天亦有其生命活力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例如：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崔杼杀景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钱先生解释说：
    “史官之职，在据事直书，齐大史不畏强御，直书崔杼弑其君，亦求尽史职而已。乃至于兄死弟继，死者三人，而其弟仍守正阿。南史氏闻大史兄弟一家尽死，复驰往续书。彼其心中，亦惟知有史职当尽而已，死生一置度外。此等精神殊堪敬叹。然在当时，齐大史氏兄弟及南史氏姓氏名皆不传，则似时人亦视之若当然，若无甚大异乎寻常者。或因其时记载阔略，乏人记之。然亦由此可想，此诸人之死，固亦未尝有如后世人自有一种留名不朽之想。而在彼诸人当时之心中，则诚惟有天职当尽之一念而已。生为人，尽人道，守一职，尽职守。为史官，则惟知尽吾史职而已，外此皆可以不计。比等精神，亦云伟矣！是又安得不谓其为一种最高之道德精神乎！”（38）
    今天当人们已不知“天职当尽”为何物，仅知作工挣钱，挣钱作事，不懂尽职即是一崇高道德精神时，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一洗发，比之于一味以之为“愚忠”“吃人”而予以打倒的，显然是更符合民族与民族文化精神提升与复兴的需要的。
    又：《左传》昭公正二十年载：楚囚伍奢，使奢召其二子伍尚兄弟归楚，伍尚兄弟二人计议讨论，尚决定弟适吴，“我将归死”。钱先生评论说：
    “在伍尚，亦未尝不知（楚人）其语之有诈。然若逆忤其诈而不往，则若父死由我，将终生心不得安。然则心知其诈，兄弟俱往受戮，父仇不报，心亦终不安故由己归死，而命弟奔吴，此亦自求其心之安而已。若兄弟俱往是不智。兄弟俱不往，是不仁不孝。然一往一不往，楚人仍可有辞责之。曰：‘曷不兄弟俱来？今既一来一不来，尔父当仍不得免。’盖遇此等事，本无必全之理，则利害是非，有不胜较。智计有所尽，则不得不恁己心之所安为抉择。故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伍尚兄弟之处境，亦所谓无可奈何者，是命也。尚之与弟谋，一求奔楚以免父，一求违命以图报，此皆发乎其心之仁。而事之利否固所不计。抑尚自处以死，而责弟以全身谋报，虽曰吾知不逮，我能死而已，亦可见其爱弟之心焉。斯可谓孝弟两全也。”（40）
    今天，当人们已不知孝弟为何物，以至父子兄弟亦是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时，钱先生的评论不也是更符合民族与民族文化复兴的需要？
    春秋战国之际，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牟先生名之曰贵族生命腐败，周文不举。钱先生却独独注意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亦即中国文化精神在此时期的活跃洋溢，指出它终于以孔子而集其大成，又历汉代而成为中国大一统社会的指导思想，为以后中国民族之可大可久，奠定了文化道德的基础。因而，此种衰世，只是政治、经济的病症，不能与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混为一谈。钱先生这种文化史观及其对中国文化内在生命与精神之深入的把握，不仅符合中国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亦为中国文化之未来的前途，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中国文化之潜力与新生》中，钱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疾病，五胡、南北朝、晚唐、五代、元清及近代帝国主义等等。在这些时期，中国民族患了重病，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可是经过一两百年，中国仍旧是中国，中国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以抗日战争言，我们在科学经济上都远不如日本，但是八年抗战，中国仍然存在，中国所以能抗日，乃中国文化的潜力使然。”（41）“文化潜力”，即指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上述道德精神。所以钱先生对春秋时期中国文化之内在精神之阐释，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虽是扩展自由、平等、人权等来自西方而实为人类近代觉醒之标志的新的价值观念，使之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但是如果不是高扬中国文化与民族这一渊远流长的道德精神，而任由从市场经济所自发产生的人欲横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占居支配与统制地位，人类近代的这些新的价值观念的扩展、生根，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