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之中国的实际历史，钱先生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儒家文化其用心虽在道德而不在科学，但并不是反科学的。中国虽没有西方机械论形态的科学与此种科学之伟大成就，但亦有具自身特点的自然科学家与科学成就，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崇奉孔子思想之儒家。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今天，它的复兴与更新而言，中国原来以儒家为主导的民族文化仍然可以提供一个“本位”，需要作的是吸收、吸取西方机械论形态的新科学及其科学精神。这样，不仅以发展科学为由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错误的，而以为要发展科学，必须经由良知坎陷的自觉，以使中国文化经历繁而令人莫明其妙的转化过程，也是多此一举的。
    就民主而言，情况也相类似。
    民主在西方是近代的产物，中国文化传统中确实没有民主。但西方近代民主，其构成因素--政党与选举，都是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党与阶级及阶级意识的出现有关；选举则与交通、信息及传统、习俗有关，都不是单由文化理性的特征所能决定的。就西方言，古希腊城邦实行民主选举，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文化和政治理性，恰恰是反民主的。在以后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中，也没有民主思想。基督教崇拜的上帝是一无权威和专制的象征；“天上的事归上帝管，地上的归凯撒管”，所正式许诺的也是凯撒的专制与独裁。中国传统中虽没有民主的学说与思想，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模式是德治、王道、圣君贤相，但其反暴政、反君主家天下的思想是明确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是其典型表现。它提出的君臣关系及学校议政与学校监督政府、官吏的设计，是属于“民主”这一思路的。它虽只是一种想法，亦并不符合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实际，但已远远脱离了德化，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毫无疑问的。黄宗羲是儒家，因此，说儒家的政治思想只是在良知--德化的框框内考虑问题，显然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实际。
    钱先生注意从实际来观察问题。提出，中国自秦以下，固然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则决非一套帝皇专制的说法所能概括。中国有对官吏与官僚的考试与监察制度。中国的传统政府，实际是一士人政府，由士人经过选举或考试来充当官吏，政府即由此辈士人组成。中国自汉武以下，以学术来领导政府，而代表学术者，则为一辈尊孔之士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版图广大，又以农村为主体的帝国，文化和经济能取得长足发展，辉煌成就，是中国这种文化与政治的特殊性有以使然，而非仅仅皇帝专制一语所能解释。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不能划入民主范畴，但亦是包含某些合理的符合民主要求即政权开放的因素的。（65）因此，在民主问题上，钱先生亦是坚持陈寅恪先生概括的途径：“一方面吸收外来的新思想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钱先生所以赞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即是因为钱先生认为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政治设计，是注意从中国的传统与实际出发的。
    在《孔子与论语》中，钱先生从文化史观以中西文化的全部历史发展，对何以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提出了更足令人信服的观察，钱先生说：
    “自十四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现代的西洋文化，渐渐游离了宗教的核心，摆脱了宗教的领导，而产生一个新的核心，新的领导势力，这便是个人主义。此所谓个人主义，乃指一切以个人为基点，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主义……然而个人主义，若非另有一更高的领导则仍然还是空洞的个人渺小而短促的生命，在此长宙大宇中，在此广大深博的文化机构中，究该如何呢？自由也该有一领导，否则天空地阔，你使用你的自由，究竟往哪一条路而前进呢？近代西洋文化，正为在个人主义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领导（原来宗教），于是文化核心，渐渐从……个人主义堕落到物质主义，于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中，酝酿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在西方，各项宗教信仰已逐渐衰退，不能再用来诱导实际人生而获得一亲切、平易、简单之解决法，而徒启相争。而各项哲学思辩，则又各有立场，各有演绎，各有组织，各有结论。虽若各有曲折深微之处，而要之分歧割裂，乃使哲学思想几若成为人类智慧一种争奇斗胜之游戏与玩艺。而此项游戏，乃亦有不可复继之势。”（67）
    “若说要向前一步主张进取，则今天人类在继续前进上所犹可期望者，只剩有科学一项。单就物质方面谋进步，而使人生其他各方面全得随在物质进步之后而亦步亦趋，喘息以赴。此项进步，最多亦只是物质的，而非全部人生的。而全部人生则转将因于物质进步，而反见其紊乱与倒退”。（68）
    因此，钱先生认为，代西方之个人主义而起的，必有一更高的文化。此文化不可能由个人主义及民主、科学自身中产生。“求之以往之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能符合此一更高文化理想者，惟有孔子思想。”（69）孔子思想本于人心，达于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亲切、平实、简易、单纯之教育宗旨与其教育方法，必将为世界文化奠基础，导其新生。”（70]
    所以钱先生一生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和儒思想，兢兢业业，奉献全部心血。“虽居乡僻，未尝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71）以至鞠躬心瘁，死而后已，其响往绝不仅在于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未来，亦在于世界与人类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