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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非道弘人”(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哲学史》 金春峰 参加讨论

钱先生从朱熹哲学之自身的特点出发,故能对《仁说》作目的论的诠释。钱先生说:
    如此说来,朱子看天地似乎认其有心无心之间。天地只是一自然,此是无心的。但若只说理与气,一则冷酷无情,一则纷扰错纵,不能说人生界一切道理便只从这无情与纷拢中来,儒家因此从宇宙大自然中提出一生命观,理则名之曰生理,气则称之曰生气。《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复其见天地心’,朱子说之曰:‘谓如一树,春荣夏敷,至秋乃实,至冬乃成。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便见生生不穷之意。此乃即就草木来说明宇宙,提出生气、生理、生意之字眼,说有意便如说有心。……当万物之各遂其生,自然生长时,则若不见天地之有心。若使天地有心,将不复是自然,亦将不见万物之各有其生,而只成宇宙间一被生物。但到万物生命力收藏或萎缩至不复有生时,而其生命力亦渐渐茁壮起来,此则不得谓天地之无心。若果天地无心,何从在自然中报出生命?又如何使生命永远继继承承而不绝。”(22)
    钱先生的解释显然是更贴近朱子的真实思路的。
    朱熹哲学,如细察其全部体系,实是包括三个系统或三个层次。一是天命系统--理与气;一是性理系统--人物共有之性与形;一是人所独有之心性系统。朱熹哲学的重点是人的心性系统。朱熹的意思是,物在性有形,形来源于气,性来源于理,都有其本体的根据;但物无心,不能自觉其性。人有心,(虚灵明觉,源于气之灵),能自觉其性,而此性之自觉即成人的良知、道德本心或仁心。当其未发时为性为体,已发时则为情,而“心统性情”。故朱熹体系中,道德本心或良知是内在的,“心具众理”即心之虚灵明觉对其秉赋之性理--天命道德之自觉而成为己之道德良知之内具,非如牟先生所谓须“先通过格物穷理之静摄工夫,认知地关联地具”。牟先生完全用新实在论的分析架构,袭用冯先生对朱熹的解释以解说朱熹,说“朱熹的‘心’是气之灵活之心,而非超越的道德的自发自律之本心”,心的“本性是知觉,其自身是觉之理,此理只是知觉之性,是知觉存在之存在性。与仁义礼智之为理或性不同”(23),可以说是与朱熹的本意不相符合的。
    所以就心性理论而言,朱熹思想体系是包涵有王阳明良知说的要义的。王阳明与朱熹的不同,是不讲朱熹哲学的第一个系统,也不讲第二个系统,而简易直捷,只讲第三个系统。讲第三个系统又突出明心见性,似与朱熹形成对垒。但究其实,王学是暗含或预设了朱熹的第一个与第二个系统的,只是以之为“当然”,不言自明而已。所以王学可以说是接着朱熹讲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
    “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卷一)
    “性一而已,以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卷一)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答欧阳崇一》)等等。
    王阳明强调“良知是天理之昭灵明觉”与朱熹“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义理人心之所固有,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私,则自然发现明著,不待别求”是一个意思。
    从理讲到性→心→主宰→发动,并以发动之明觉讲良知,也是从朱熹的天理心性系统变化而来。
    牟先生说:“天理之自然明觉一语颇不好讲,意即天理之自然地而非造作地,昭昭明明而即在本心灵觉中之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呈现。”(24)但这对朱熹的“道心”而言,亦是对的。王阳明讲“知行合一”,重点在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不离行而言知故说“见父自然知孝”,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因此良知中呈现之天理必然是具体而非抽象的。但天理之“呈现”是具体的,并非“天理”本身是具体的。所以究其实,王阳明虽是强调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但分析地看,天理与良知并不能消解为“一物”。天理终归是带着“理”的特征,因而是终归没有摆脱朱熹形上形下之架构的。
    牟先生说,王阳明的“心即理”不是心合理,乃是心就着理。心理为一,不是心与理合而为一,乃是此心自身之同一。此心就是孟子所谓本心--此所谓本心,显然不是心理学的心,乃是超越的本然的道德的心,(25)但朱熹讲的心也不是心理学上的心,其“道心”也是一超越的本然的道德的心,所以这解说对朱熹也是合适的。朱熹之所以反复阐明“心”本身不是一切的本根,不讲明心见性,是因为程朱以前,佛教禅宗的影响很大,不牢固地确立天理系统,以天理为心之本原,就不可能使儒释划清界限。王阳明强调心即理、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质上亦是以心理与天理的合一来与佛禅划清界限的。王阳明不愿讲朱熹的那套系统,一是因为天理二字已牢固地确立起来,二是有鉴于朱熹某些说法,特别是其后学支离,外心以求理的流弊,故以知行合一、致良知、即知即行为重点。但追根溯源,王阳明亦是以念念“存天理”为紧要法门和中心宗旨的。离开天理,消理以归心,像牟先生那样,强调“此心自身之同一”,就不可能与佛禅划清界线,也就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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