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是一条不同于英法美的特殊道路。在德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为什么德国资本主义走的是普鲁士道路？为什么德国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法西斯能在德国兴起并夺取政权？为什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完全崩溃的情况下，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又迅速崛起？为什么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为什么联邦德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社会得到全面的进步？为什么两个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又闪电般地实现了统一？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不仅仅将德国看成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并遵循一般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而且也看成是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民族国家。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比如说，德国为什么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前史学界主要是从帝国主义性质角度来解释的，就是列宁《帝国主义论》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向外夺取原料产地和国外市场，必然要向外发动侵略战争。列宁讲的是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当然也适合德帝国主义。以前有一本书叫《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作者是保罗·汪戴尔，主要是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观点写的，但没有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分析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仅仅按帝国主义一般规律的观点还不能完全解释德国为什么在20世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要从更深层了解德国历史，回答德国历史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曲折，就要重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目前对这些问题研究还不够。
    一、德意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在每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前尤为突出，并包藏着一些非理性因素，如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伟大的，其它一些民族是丑陋的、渺小的，并由此导致或者说派生出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产生与民族主义有关，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是以军国主义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结合。这些非理性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贯穿于整个德国历史的进程之中。民族主义对德国历史产生过正反两方面作用，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和反动的一面。起过积极作用的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催生了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以前有一种说法：“法国革命标志着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诞生。”[1]（第40页）当然，1789年法国革命对德意志产生过强烈震撼，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大力宣传和弘扬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反对法兰西文化的入侵，重新发掘本民族文化精华，重现德意志文化的光彩，使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实现统一。这一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并没有真正唤醒德意志。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是在拿破仑入侵之后，在此之前的德意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民族意识、民族国家观念十分淡薄。是拿破仑的刺刀才真正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拿破仑的铁蹄才真正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重要标志是在普鲁士激起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即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场改革源于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的惨败，以及1807年的《蒂尔西特和约》，这个和约使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和人口。“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2]（第472页）军事上的失败、财政和经济上陷入崩溃，人心思变，要摆脱外国的奴役和复兴经济，必须改革，必须振兴民族，才能抵抗外族的入侵，所以才有了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这场改革说明德意志已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上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只有政治思想上真正觉醒了，那么这个民族才真正觉醒了。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之后，社会上的民族情绪十分强烈。如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滋生起来的。他通过一系列演说，宣称在原始时代就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德意志人奋起反抗拿破仑侵略。拿破仑被驱逐后，德意志的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要求实现民族统一也提上了日程，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第二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帮助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就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或者说民族运动的旗帜，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利用民族主义口号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并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统一德国的目的。在三次战争中，他利用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和民族情绪，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巩固了他在普鲁士的地位；二是排挤了奥地利，巩固了普鲁士在北德的地位；三是打败法国，夺回了南德，统一了德国，确立了他在德意志帝国的地位。三次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俾斯麦充分利用了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和由此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把德意志人都团结起来了，才取得了对丹麦、对奥地利、对法国战争的胜利，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民族主义对德意志的统一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次是民族主义精神奠定了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两个德国的统一似乎是东欧政治剧变导致的结果。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东欧剧变以及当时的苏联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适应这一变化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对促进德国的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但这只是德国统一的外部因素。实现德国的统一，是早就存在于两个德国的德意志人民心中的夙愿，是两个德国人民民族情感的重新融合。这种民族情感是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以及之后两国签订《基础条约》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情感、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奠定了两个德国统一的情感基础，是实现两个德国统一的重要内部因素，是推动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强大动力。从“柏林墙”倒塌时德国人民激动的心情，可以窥见民族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没有民族情感的推动，再好的外部因素也不能导致德国的统一。
    以上讲的是民族主义在德国起的进步作用。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45年前的较长时间内则是起着消极的和反动的作用，具体表现是德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复仇主义。
    从1871年德国统一后，由于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民族精神渗入到帝国的各个领域，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都充满了民族主义精神。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军国主义精神又广为泛滥。俾斯麦还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将民族主义宣传推向极端，最后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3]（P.77）。威廉二世为了推行其“世界政策”，对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更是推崇备致。他把军队看作高于一切，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1]（第379页）。一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势力恶性膨胀。这时，德国已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这一年正是威廉二世登基25周年，为此，全国出现狂热歌颂皇帝的热潮，任何其他德国皇帝从未受过类似的赞颂。威廉二世也被冲昏了头脑，全国出现了一股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狂热。在一战爆发前后，德国人民“团结在国旗下支持政府”，几乎是每一个人对“1914年8月1日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对此，瓦尔特·拉特瑙写道：“君主国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更有毒的民族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1]（第41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结果，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挑起来的，是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希特勒纳粹运动，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纳粹党之所以有大量的追随者，是由于希特勒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标榜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爱国者。希特勒对外发动战争的理论“生存空间论”，也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在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者看来，优秀的德意志民族领土狭小，“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以便安置剩余人口”，但是，“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1]（第420页）。所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为优秀民族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二战还是一场民族复仇战争，希特勒从成立纳粹党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向一战中的战胜国复仇。因此，二战也是一场从极端民族主义走向民族复仇主义的战争。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都与极端民族主义有关。极端民族主义导致法西斯的兴起。二战起源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民族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战起源也不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一般规律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主义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一个民族在遭受外族侵略之后，为了民族的解放，树立民族的自尊心，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为此而大力弘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起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不能因此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更不能在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之后，以怨报怨，进行民族复仇战争。欧洲历史上之所以动荡不宁、战争不断，就是由于陷入冤冤相报的怪圈。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在对待纳粹罪行问题上、在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做得比较好。
    1990年两德统一后，也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新纳粹势力曾猖獗一时，好在德国政界有见识的主流政治家对这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打击，否则，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有可能重登德国政治舞台。这不是危言耸听。奥地利的由约尔格·海德尔领导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自由党在2000年选举中获胜，并参加了联盟政府。海德尔经常发表有排外、反对移民和仇视犹太人的讲话，为此欧盟对奥地利实行了7个月的制裁，以示惩罚，海德尔最后被迫辞去了自由党主席职务。极右势力参加执政联盟的还有意大利全国联盟、丹麦的人民党。还有法国极右势力组织国民阵线主席让-玛利·勒庞在2002年4月法国总统选举中超过了主要左派候选人诺斯潘，仅次于希拉克，位居第二。勒庞也极力主张排外，认为“法国首先是法国人的法国”，将失业、犯罪等法国现代病归咎于移民，最后在一片反纳粹主义的声浪中败下阵来。另外，在荷兰、瑞典、挪威和比利时极右势力都有所抬头。在德国，潜在的极右势力还是存在的。2003年，德国就出现了有关反犹太人言论的风波，一位属于基民盟的联邦议员赫曼公开说犹太人是一个“凶杀民族”，德国联邦特种部队指挥官君策尔将军给赫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表示支持。由于德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赫曼受到了党内纪律处分，并撤掉了他在党内的部分职务，君策尔被解除了特种部队指挥官职务，使这场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然而反犹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再如德国的“新移民法”长期搁浅，也说明极端民族主义的幽灵还在德国徘徊。2000年施罗德政府为了吸引亟须的技术人材，制订了“新移民法”，立法机构审议了2年，2002年7月议会两院通过了，12月又被最高法院驳回，现在处于僵局状态。这一法案对德国社会是一个挑战，它不仅仅是旨在改变控制德国移民人数的方式问题，还在于触及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对于公民权和德国人身份的看法。德国现行的有关公民权的法律要追溯到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1913年通过的有关法律规定：要完全依赖血缘关系来赋予公民权。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阻止移民，当时主要是阻止波兰人获得德国公民权。可见，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德国社会也不可能变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两德统一虽然已经13年了，但民族情感方面的真正融合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