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德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3)
三、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封建君主专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的问题。1945年前总的情况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大于资产阶级势力,资产阶级极其软弱,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德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是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具体表现。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代表容克贵族势力,这好理解。为什么说军国主义也代表容克贵族势力?因为一方面军国主义起源于普鲁士,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物。同时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及第二帝国,军人地位至高无上,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崇尚武力和当一名军人为无尚光荣。德国军官团成员一般都是由容克贵族及其子弟担任,所以说,军国主义是德国容克贵族封建势力的代表。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也根深蒂固。军队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具体表现就是保守主义、崇拜权威、对权威人物的盲目服从,这些都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思想因素。 由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1945年前在德国历史上出现了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的发展,不是资产阶级力量变得强大,加速推进资产阶级民主进程,而是资产阶级变得软弱,处处与封建势力妥协,甘心忍受在政治上受封建势力的打击和排挤,使资产阶级民主进程受阻,甚至出现倒退。这样的例子有:一是在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甘愿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妥协,共享国家权力,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1924年艾伯特总统受审判和1925年总统选举,这是最典型的一次。1924年底,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围攻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现任总统艾伯特的闹剧。反动报刊纷纷指责艾伯特等人曾在1918年1月参加了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认为这个行动是在“背后打击了”德国军队,是卖国行为。反动势力竟然在马德堡法院对艾伯特总统进行审判,艾伯特屈从于反动势力的压力,公然出庭接受审判,并一再表白自己并不想革命,没有背叛民族。艾伯特经过这次折腾,心力交瘁,于1925年2月离开人世。艾伯特总统死后,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兴登堡上台,德国在政治上迅速右倾。1926年5月,德国政府发布命令,所有驻外使馆除悬挂共和国旗帜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希特勒纳粹党又开始恢复了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经济危机爆发后,兴登堡又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规定,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实行专制统治。所以,经济繁荣没有进一步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上反而趋向反动,社会民主党势力明显削弱,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明显右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最后彻底崩溃。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能建立并得到健全发展,主要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势力太强大、资产阶级太软弱的结果。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之所以在德国历史上影响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德国没有进行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彻底打击和清除。184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从街头搬进了议会,甘心与封建势力妥协,同容克贵族分享政权。恩格斯因此称德国资产阶级“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4](第59页)。这次革命失败了,没有“摧毁君主制和反动派”,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彻底打击,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统一德意志的任务。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背叛革命的行径,马克思写道:“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5](第316页)资产阶级完全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没有形成一支反对封建势力和实现自己政治要求的强大力量。1871年建立的第二帝国是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并按普鲁士方式、而不是对封建王朝采取暴力革命实现的,并没有触动容克封建势力。因此,第二帝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容克、君主制军国主义”[6](第282页),封建的阶级关系、政治势力、意识形态都被保存下来,并与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7](第114页)。因此,德国虽然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政治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德国资产阶级长时期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7](第113页)。德国在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魏玛共和国依然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一些旧的具有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摇身一变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又称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1925年以后封建势力又占据优势,资产阶级步步退让,最后导致共和国的崩溃。 第二,容克贵族俾斯麦完成了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德国统一这一创世伟业,从而确立了俾斯麦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进而也使封建容克贵族的影响不断扩大。列宁指出:“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8](第111页)由于俾斯麦的这一历史进步功绩,从而奠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容克贵族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德国资产阶级因而也对其顶礼膜拜,也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也逐渐容克化了。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资产阶级拜倒在这位‘百年难逢的伟人’的膝下,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美景。俾斯麦本人也就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种过分的殷勤赞颂,但并不作回报。对待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依然用铁腕加以压制,假如有哪一位资产阶级讲演家敢于在国会里吞吞吐吐地唠叨一句有关‘人民权利’的话,那末他就会被俾斯麦痛骂为讨厌的乞丐。”[9](第210页)由于俾斯麦、威廉二世支持和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就放弃了政权上的要求。俾斯麦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俾斯麦的评价不敢正面肯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德国电视二台2003年4月开始的“最杰出的德国人”评选活动中,鉴于俾斯麦在完成德国统一、社会立法、最早创建社会保险体制方面的功绩,他与马克思、路德、阿登纳等被评为10位“最杰出的德国人”之一,足见俾斯麦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第三,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民主意识不强。人民群众反封建民主意识不强,也助长了封建势力,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至上、强权主义和权力意志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的思想,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极端观念,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德意志人讲求秩序、守纪律、严谨、刻板、守时、服从等这样一些民族性格,是与这些有关系的,是普鲁士军队立正、稍息、正步走走出来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精神培植了这一民族性格。另外,由于魏玛共和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26届内阁相继执政,更迭十分频繁,魏玛共和国又遭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政局动荡不宁,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因而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行政机构来领导德国。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因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基础,这也从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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