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是由德意志汉诺威王国国君、同时又当上了英国国王的乔治二世（即乔治· 奥古斯特）于1737年创建的，全称为“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9世纪中期以前 ，该校便涌现出一批饮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是德意志三大研 究型大学之一（注：19世纪中期至1933年，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学为柏林大学、慕尼黑 大学与哥廷根大学。），20世纪前期，曾创造过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 根时代”，现今仍为世界八大名校之一（注：根据整个20世纪100年间拥有诺贝尔奖得主 的多寡，排列居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为：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哥廷 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其中美国4所，德国3所，英国2所 ，法国1所。据统计，共有18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于哥廷根大学，其中大多数得主的获 奖成就都完成于1900年至1933年“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哥廷根大学原本是汉诺威王国大学，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后， 根据同年8月23日普、奥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世界，曾协助奥地 利作战的汉诺威王国，则被强行并入“北德联盟”的领导国--普鲁士，成为这个德意 志最大邦国中的一个行省，哥廷根大学也自然被划归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管辖。对于这场 吞并，哥廷根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持反对意见（注：京特·迈因哈尔特：《哥廷根大学 ，它的发展与历史，1734-1974》（Günther Meinhardt,Die Universitt Gttingen.Ihre Entwicklung und Geschichte von 1734-1974），哥廷根1977年版 ，第70页。）；但对这所大学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71年普法战争之 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建立。随着柏林从普鲁士邦国首都一跃而成为整个 德意志帝国首都，将柏林大学扩建成新帝国教育与科学中心的计划开始启动，此举持续 性地改变了普鲁士，以至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体制及其结构，也使哥廷根大学传统的 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本文将围绕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发展 来展开研究，并就它最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作出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说明。
    遭到国家冷落的哥廷根大学
    在德意志的大学传统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家教育当局的直接干预，大学教授岗位的设 立只能取决于一所大学能否开辟出新的学科专业方向。确切地讲，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 ，在任何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上只能设置一名教授（注：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教授，仅指正 式教授，而不包括额外教授和编外讲师。）。至于大学教授岗位的占有则取决于具体的 学者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独立性、独创性与成果。正因为如此，教授集团的规模才有意 义，才成为评价一所德意志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
    19世纪初至1866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显然引导了教授岗位的设立 进程。1815年，这所大学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就拥有11名教授，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 “独占鳌头”。1837年11月18日，由于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语言学家格林两兄 弟、历史学家达尔曼、格维努斯、东方学家埃瓦尔德、国家法专家阿尔布雷希特、物理 学家韦伯等7位著名学者，为抗议国王废除宪法，愤然集体辞职，使哥廷根大学在这个 领域中元气大伤（注：《哈伦贝格百科全书》（Harenberg Kompaktlexikon）第1卷，多特 蒙德1996年版，第1084页。）。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种损失才得以弥补。60年代，哥 廷根大学处于领先地位，最早在艺术史、日耳曼学等新专业方向上设立了教授岗位。18 66年归并普鲁士前夕，哥廷根大学的人文科学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过了柏林大学（14 名）、慕尼黑大学（14名）和海德堡大学（11名），是当时人文科学教授数量最多的大学； 若再加上神学、法学教授，其整个文科教授集团的规模达31名，同样超过柏林大学而居 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学早在1866年以前就拥有最为基础的所有 学科，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理学、医学等， 有教授32名，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拥有最雄厚的实力（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 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Karl Strobel,Die deutsche Universitt im 20），格莱福斯 瓦尔德1994年版，第32页。）。
    然而，自德帝国建立以来，哥廷根大学的这种领先地位逐渐丧失。这所大学不仅从过 去王国惟一大学的独尊地位上跌落下来，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发展遭到了普鲁士文化 教育部有意的抑制与冷落。这是有原因的，哥廷根这所带有英国文化痕迹而又具有传统 优势地位的地方性大学，在这个新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优越性 的德意志帝国中，与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处于竞争对手的位置上，当然难以受到国家的 青睐。
    1871年以后，哥廷根大学的办学经费便被极大削减，教授岗位增设权也受到严格限制 。例如，哥廷根大学曾于1867年紧随柏林大学之后，第二个在德意志大学中设立埃及学 教授岗位，但这个岗位却在1877年被普鲁士文化教育部强令取消，以后的30年间也没有 补上（注：沃尔夫冈·黑尔克：《德意志大学中的埃及学》（Wolfgang Helck,gypt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6页。）。又 如，哥廷根大学早在1867年就开设了外族语言文学专业，但德意志大学对其中英语语言 文学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的划分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在哥廷根，这种专业划分被一直 拖到1892年才得以实行，就连规模最小的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也比哥廷根大学更早获 得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方向上的教授岗位（注：阿明·保罗·弗兰克：《哥廷根新外国语 言文学的发展》（Armin Paul Frank,Die Entwicklung der Neueren Fremdsprachenphilologien in Gttingen），哥廷根1987年版，第35页。）。再如， 哥廷根大学早在1862年就拥有音乐学专业上的额外教授，但是直到帝制崩溃2年后的192 0年，才被批准设立正式的教授岗位，而其他著名大学早在1914年以前就如愿以偿了（注 ：卡尔·阿尔恩特、马丁·施泰尔林：《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的艺术科学-- 历史上的观察》（Karl Arndt/Martin Staehelin,Die Kunstwissenschaften an der Georgia-Augusta-Universitt Gttingen.historisch gesehen），哥廷根1987年 版，第50页。）。总之，1871年至1886年之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没有 增加过1名教授；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仅为植物学增加过2名教授，这还是好 不容易从普鲁士文化教育部争取来的（注：京特·迈因哈尔特：《哥廷根大学，它的发 展与历史，1734-1974》，第71页。）。早在1875年5月，哥廷根大学校长冯·万斯特德 就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阿达贝尔特·法尔克的报告中抱怨哥廷根大学受到歧视 。但这位部长对此立即加以反驳：“哥廷根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当然，自18 72年以来，哥廷根是只得到比其他高校更少的经费补贴，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一种过 渡现象，只是为了让那些更古老的普鲁士大学能追上哥廷根。”（注：格茨·冯·赛勒 ：《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737-1937》（Gtz von Selle,Die Georg-August-Universitt zu Gttingen 1737-1937），哥廷根1937年版，第317页。）
    相比之下，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绝不允许其他大学在学科发展的速度上超过柏林大学， 而柏林大学的轰动性发展也从不缺乏来自国家的强烈推动力。柏林大学创建于1810年， 19世纪60年代以前不过是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但在70至80年代的教授岗位设立浪潮中 ，却增加了8名人文科学教授和10名自然科学教授，整个教授集团的规模也由1866年的5 4名上升到72名（注：阿道夫·瓦格纳：《柏林大学的发展》（Adolph Wagner,Die Entwicklung der Universitt Berlin），柏林1896年版，第20页。）。这自然使它在 全国大学中的排名不断前移，1881年后就已经牢牢占据了第一位。而哥廷根大学教授集 团的规模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扩展，反而逐渐下降到一所普鲁士中等规模高校的“正常水 平”。到1886年初，它（66名教授）不仅与柏林大学（72名）保持了一种距离，而且被哈勒 大学、波恩大学、布雷斯劳大学逐渐追了上来（注：托马斯·埃尔温：《德意志的大学 ，从中世纪到现在》（Thomas Ellwein,Die deutsche Universitt,vom Mittelalterbis zur Gegenwart），柯尼斯泰因1985年版，第167页。）。
    直到1886年下半年，哥廷根大学终于为它的文科领域赢得了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教授 岗位增设权。这是德国、也是世界图书馆学中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就连柏林大学也是迟 至1920年才拥有图书馆学教授的（注：维尔讷·杜贝、路特·翁格尔：《图书馆学系的 历史》（Werner Dube,Ruth Unger,Geschichte des Instituts für Bibliothekswissenschaft），柏林1960年版，第81页。）。这个岗位的设立表明，在抑 制和冷落了长达20年后，普鲁士国家文化教育部才开始对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发展采取迎 合态度。
    但是自然科学学科上受抑制的局面仍无改观。1887年，哥廷根大学150周年校庆之际， 新任校长、著名语言文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教授在庆典上见到普 鲁士文化教育部次长、高教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曾就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 展问题与这位政府要员进行过交谈。这位校长在事隔多年后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一直徒劳地盼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有价值的礼物，期待能够新建哥廷根。阿尔 特霍夫先生也说，‘我们没有忘记哥廷根，国家将要新建一批医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哥 廷根’。而事实上，这场广泛的新建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轮到我们哥廷根大学时，已 是90年代了。”（注：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回忆录》（Ulrich vonWilamowitz-Mellendorff,Erinnerungen 1848-1914），莱比锡1928年版，第209页。）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学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而哥廷根大学 在新增设了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比较语言学、埃及学等学科后，才使整个文科教授队伍 的规模扩大到36名，而此时的柏林大学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学、历史、语言等这些最为 基础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因拥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国第三。也就是说，哥廷 根大学的整个文科教授集团近半个世纪才增加了5名成员；而人文科学教授的人数整整 一个世纪才翻了一番（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2页。）。 所幸的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巨大 发展。1914年，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规模达到了48名，超过了柏林大学，成为当时自然 科学教授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德意志大学（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 志大学》，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