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著名大学
    人们过去一直都在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大学取得世界性辉煌成就的原因，也 总是在“研究与教学的统一联系”中寻找富有成果的德意志大学体制的核心内容。1960 年，美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通过对欧美各国大学体制的比较研究得 出新的结论，他认为：“德意志大学之间的竞争局势是它们取得世界性成就的决定性因 素。”（注：约瑟夫·本-戴维：《19世纪医学中的科学生产率与大专院校组织》（Joseph Ben-David,“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Medicine”），《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纽约1960年第25期，第828页。）
    19世纪70年代，在德意志大学里，发生了一场教授聘任上的变化。归并普鲁士以前， 那些非普鲁士大学的教授们，通常是在同一所大学里“终其一生”的。而现在，根据“ 柏林大学模式”确立的“成就评价原则”与“人才流动原则”来贯彻的聘任实践，导致 学者们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并最后发展到这种状况：“任何大学的毕业生不能直接 留校任教；任何教师的升职等，必须换一所大学才能进行”（注：保罗·鲍姆加尔特： 《帝国时代的普鲁士教育政策》（Paul Baumgart,Bildungspolitik in Preubben zur Zeit des Kaiserreichs），斯图加特1980年版，第62页。）。这种防止“近亲繁殖”的 现代化措施以及与成就直接挂钩的招聘原则，带来了大学之间的一种公开竞争局势。各 高校威望与名声上的区别现在得到了清楚的体现，而每所大学的地位与功能又是根据它 在所有大学中的排序来决定的。
    对教授们来说，普鲁士与非普鲁士大学之间，尽管有类似的聘任机会，但仍然存在着 区别。信仰新教的普鲁士作为占有德意志版图2/3的大邦国，其大学数量也占所有德意 志大学的半数以上，它们不同于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这类非普鲁士大 学或天主教大学，在文科教授的聘用上，形成了一种普鲁士大学自身的关系体制。这种 体制是以一种教授的“给予”与“接受”为基础的，因而也就在高校之间形成了特别关 系，并通过19世纪70年代以来教授聘任实践上的变化，最终于80年代形成制度。
    在这种文科教授的交流体制中，不同的大学可划分为“入门型大学”、“一般上升型 大学”、“著名上升型大学”、“终点型大学”四大类。每所大学根据前面提到的标准 ，都能划入这四类之一。因而对于教授的聘任来讲，出现了所谓“传递人大学”，这种 大学总是超经常性地向特定的大学推荐教授人选（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 德意志大学》，第41页。）。在最低层面上的是“入门型大学”，如格莱福斯瓦尔德大 学和基尔大学。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往往难以从外校聘到文科教授，而基尔大学作为进 入普鲁士大学的“入口”，几乎压倒优势地从非普鲁士大学中招聘文科教授。这两所大 学又是普鲁士“上升型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分工。
    构成第二层面的是那些“一般上升型大学”，如柯尼斯堡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和马尔 堡大学。柯尼斯堡大学显然维持了向波恩大学输送文科人才的“传递人功能”；布雷斯 劳大学则是哈勒大学、波恩大学以及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而离开马尔堡大 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压倒优势地想到哥廷根大学工作，特别是它的历史学家，尤以能 去“历史学研究中心”的哥廷根大学作为一种荣耀。
    构成第三层面的是以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为代表的“著名上升型大学”。这两所大 学几乎排它性地成为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它的文科教 授，除与柏林大学外，只与作为帝国大学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有较密切的人才交流关系。 1880至1914年间，哥廷根大学的文科教授，都如愿以偿地到柏林大学任教，而他们空出 的教授岗位，很快就被来自哈勒大学、基尔大学和马尔堡大学的学者所占据。
    柏林大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终点型大学”。对于一位德意志人 文社会科学家来说，凡能从柏林大学获得一项教职上的聘任，都被视为是大专院校生涯 的顶峰。因此，“当著名法学家艾希霍恩教授竟然主动离开柏林大学前往哥廷根大学时 ，其影响就仿佛是柏林大学出现了一场全面危机”（注：鲁道夫·斯门德：《柏林弗里 德里希·威廉大学》，第565页。）。90年代后期，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展开过一 场“文科人才争夺战”，但哥廷根大学落败了。1910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国八 大名校威望排名表上，柏林大学排名第一，在全国大学整体威望排名中列第三位的哥廷 根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只居第六位（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 志大学》，第43页。），只维持了“著名上升型大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