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并没有形成类似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那 种相对格式化、等级化的人才交流与交换体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德意志，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人文社会 科学家往往有教派信仰上的种种束缚；而自然科学家在教派信仰上只有很少的、或是根 本没有什么束缚。因此，在新教大学与天主教大学之间，自然科学家要比人文社会科学 家在人才交换与交流方面自由得多，而这一点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家们突破以新教为主的 普鲁士大学之间的人才交流体制、自由迁入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的。
    其次，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区别：人文社会科学家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都能独挡一面， 而自然科学家则不尽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充分个性化的 ，而在自然科学家中，除数学家外，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往往是相互的协作；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在当时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布都是相对简单的 ，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分布在不同的大学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一般来说，水平 越低的大学，其专业分布越简单；水平越高的大学，其专业分布越复杂。因此，一位文 科教授，若向更高水平的大学升迁，总能得到更为优越的待遇；但是对一位自然科学家 来说，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若是他去一所专业分布相对简单、水平更低的大学，他几乎 总能成为独立的、不受限制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而当他去一所专业分布相对复杂、科 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时，他就必须与他人分享影响与权力。与此同时，他与本校同行科学 家之间成就上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意味着，惟有那些真正立志于献身科学的最为优 秀、最有潜力的自然科学人才，才敢于向那种专业分布更复杂、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流 动。
    基于以上原因，在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仍然存在着自然科学人才充分自由流动和自由 竞争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摆脱了等级、格式上的种 种限制，并利用交叉广泛、分布复杂的新兴学科优势，招聘到全德国、甚至是全世界最 为优秀的自然科学人才，创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形成了与柏林大学充分竞争的 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在 1900至1933年间创造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首先，在数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拥有费利克斯·克莱因、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 ·闵可夫斯基、卡尔·龙格等最为杰出的人物，又有爱德蒙·兰道、理查德·库朗等后 起之秀（注：克莱因于1886年、希尔伯特于1895年、闵可夫斯基于1902年、龙格于1904 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而兰道是在闵可夫斯基去世后的1909年、库朗是在克莱因退 休后的1920年受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的。）。他们都堪称是“世界一流的数学大师”（注 ：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7页。）。由于他们的存在，哥廷 根大学成为了“数学的麦加”，名副其实的“世界数学中心”，以致于在当时全世界数 学专业的学生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注：康斯坦丝· 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 页。）。
    其次，到20年代，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物理学与化学这两大基础学科中的所有教授（共8 名），个个都是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著名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191 9获奖）、詹姆斯·弗兰克（1925获奖）、马克斯·玻恩（1954获奖）；著名化学家奥托·瓦 拉赫（1910获奖）、瓦尔特·能斯特（1920获奖）、理查德·席格蒙迪（1925获奖）、阿道夫 ·奥托·莱因霍尔德·温道斯（1928获奖）、彼得·德拜（1936获奖），从而形成了当时物 理学与化学领域里世界最强阵容（注：弗里德里希·洪德：《哥廷根的物理学史》（Friedrich Hund,Die Geschichte der Gttinger Physik），哥廷根1987年版，第56 页。）。而在这两大领域的哥廷根学子中，又有物理学博士马克斯·冯·劳厄（1914获奖 ）、维尔讷·卡尔·海森堡（1932获奖）、沃尔夫冈·泡利（1945获奖），以及化学博士伊 尔维因·朗缪尔（1932获奖）等人先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
    此外，在希尔伯特、德拜、弗兰克、玻恩等人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的科学家们早在1 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已经开始了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从而使哥廷根 成为最早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193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核裂变就完成 于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室。这场试验引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原子弹的竞赛热潮，哥廷根大学 教授奥托·汉恩也因此在二战结束后被追授了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至于后来成为美国 “原子弹之父”的“令人惊讶的奥本海默”以及“坚毅果断的维纳、爱沉思的布洛德、 谦虚谨慎的瑞奇麦尔、精神饱满的鲍林”、希尔士费尔德、豪特曼斯、阿特金逊、迪拉 克等都是“曼哈顿工程”中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当年哥廷根大学勤奋好学的年轻学 子（注：容克：《罗伯特·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13-18页。）。而当年哥廷根大学应 用力学研究所年轻的编外讲师西奥多·冯·卡门博士，后来也成为“美国导弹之父”以 及航空和空间研究的领导人。
    最后，在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脱离哲学领域独立 成立之后，在这些学院的周围，出现了一大批制造科学测量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的私人 工业企业。从此，这座古老的小城变成了世界最新技术的摇篮（注：容克：《罗伯特·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8页。）。科学与产业的紧密结合，成为进一步推动哥廷根大学 自然科学发展的杠杆，也使这一时期的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成为柏林大学、乃至 全世界大学仿效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