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自1866年汉诺威归并普鲁士后，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展受到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达2 0年的冷落和抑制。这种长期的歧视显然和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因果关 联。这两所大学当时的重点都在人文社会科学上，而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 意识形态与政治统治的科学，其发展重心当然不可能放在一所出身明显带有英国文化痕 迹而又具有传统优势地位的地方性大学身上。特别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是成 为立即抑制哥廷根大学发展的直接原因。在柏林上升为帝国首都后，将柏林大学扩建成 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教育与科学中心，成为帝国统治者十分自然的选择。而哥廷根大学则 相反，被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有意装备成一所中等规模的普通大学。
    但是，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上升为世界一流 的大学，丝毫不亚于柏林大学。究其原因，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其一，著名数学家克莱因1893年的美国芝加哥之行以及他归国后的倡议，起到了关键 性的作用。自1871年以来，德意志所有的大学都在经历一场“柏林大学模式”的改造过 程，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强调“哲学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统治地位”，由此也 勾画出“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这种“科学统一观”的理解必然与科学 化、并因此也与具体学科方向上的长远发展发生矛盾。到19世纪90年代，人类的自然科 学活动已在发生由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的重大转变，并脱离了哲学上的固定化。自然科 学在转入实验-实证主义的具体方向中，已经找到了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连通口。因此， 此时的哲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多元性的、环节上与实践相关的科学，已经开 始统治仍被强行捆扎在哲学领域里的专门学科。显然，惟有突破过去严格遵循的“纯科 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才能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找到出路，这就是克莱 因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感悟到的现实。而他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突破了单一化的“柏林大学模式”，使哥廷根大学成为“柏林大学模式”与“美国大 学模式”结合得最早、最好的大学。而它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是反过来证 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性。
    其二，哥廷根大学能成为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由于它本身有着数学研究 上的雄厚根基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长期积累，否则它成功的机率就要小得多。数学，作 为科学的神经与科学时代的前锋，将人类思维的发展高度地精确化与数字化，任何人类 科学实践活动的最后归纳，都会遇到大量的数学问题，而新科学观点的提出，也往往需 要得到数学上的证明，需要数学上的公式来表达。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哥廷根 大学教授希尔伯特所言：“数学是调节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经验之间差异的工具。它建 立起一座连通双方的桥梁，并在不断地加固它。事实上，全部现代文明中有关理性认识 和征服自然的部分都有赖于数学！”（注：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 亚历山大》，第278页。）而在这方面，哥廷根大学恰恰是得天独厚的。将数学的方法引 入物理学，便带来了物理学的革命；将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化学，便带来了化学的革命， 这就是以数学为先导的“哥廷根学派”的成功之路！由于“这种特有的数学环境，对于 这些领域中的每一项理论发展来说，哥廷根始终是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合适的场所”（注 ：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第262页。）。可以这样说 ，没有哥廷根大学的世界数学中心，就没有它“世界物理学与化学领域中的最强阵容” ，也就更没有它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克莱因的“数学应该与实际 运用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原则的提出，的确带来了自然科学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 革命发端于拥有世界上数学研究根基最为雄厚的哥廷根大学，这一点绝非偶然！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摆脱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后，整个世界迎来了一个经济发 展的高峰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德意志帝国一直寻求巩固它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 领先性部门--电气技术、化学工业、人造石油、机械工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因此 ，最早产生于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地球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应用机械学和 应用电子学等新兴应用学科领域，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性科学。这不仅 使得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能通过承担或解决工业化提出的任务或问题得以向前推进， 从而开辟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上的新前景，而且它所培养的应用科学人才也极大地满 足了德意志帝国生产技术与工业经济发展上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都使得国家乐于向哥 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进行大规模投资（注：拉尔夫·于尔根·利希克：《在弗里德里希 ·阿尔特霍夫特别关注下的科学与科学组织上的成就》（Ralph Jürgen Lischke,Zur Wissenschaftlichen und wissenschaftsorganisatorischen Leistung Friedrich Althoff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Seines），柏林1984年版，第64页。） 。也是由于它适应了这个科学与工业化时代的真正需要。
    其四，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是将整个大学教育与科研发展的重点放在人 文社会科学上的，又是将其发展的重心放在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上的，因此，它最关心 的是柏林大学能否获得文科方面最优秀的人才。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那种相对格式化、 等级化的文科教授流动体制，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这种体制使其他大学都难以真正 获得最优秀的文科人才，因而形成了柏林大学对文科最优秀人才的垄断局面。而在自然 科学领域中，由于没有形成这种人才交流的等级体制，因而在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仍 然存在着人才充分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局面，这就使得哥廷根大学能聘用到最优秀的 自然科学人才，从而形成与柏林大学充分竞争的局面。哥廷根大学上升为世界一流大学 的历程，证明了人才充分自由流动与自由竞争对大学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其五，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良的学风是哥廷根大学自身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哥廷根这 座远离闹市、宁静安逸的大学城内，对官僚主义气息的排斥，对教授、科学家们的尊重 ，对科学事业宗教般的虔诚信念，心无旁鹜的自由思考，科学研究上的竞争热情，“自 杀式的工作气氛”，以及“创造世界上最优秀成就”的奋斗目标，所有这些都是那些立 志于献身科学的人们所向往的。因此，哥廷根大学能广揽天下科学英才，共铸辉煌，从 而创造出一个在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闪烁光芒的“哥廷根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