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的独特魅力与学术氛围
    在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下，教授流动越少，就说明这所大学的威望和地位越高。这成 为衡量一所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据统计，1866年至1914年间，受聘于哥廷 根大学的学者中，只有28%的文科教授和34%的自然科学教授最后离开哥廷根，这在当时 的德意志大学中是最低的（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9页 。）。说明哥廷根大学在教授们心目中特有的魅力与威望，而这一点可以从当年教授们 的回忆中找到证明。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史专家鲁道夫·斯门德教授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哥廷根大学的 教授从不轻易接受一所外地大学的聘书，即使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在柏林 的人，若不作根本性的比较，可能还感受不到哥廷根大学的特殊地位。在归并后的十多 年里，就连柏林大学也不能赢得哥廷根大学教授的青睐。”（注：鲁道夫·斯门德：《 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udolf Semend,Die Berlin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哥廷根1961年版，第19页。）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仍然 存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拒聘柏林大学的现象。
    哥廷根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一，著名科学史专家罗伯特·容克曾作过这样 的描述：“哥廷根是一座宁静而又安逸的小城，城中耸立着高高的哥德式雅克布吉尔赫 尖塔。在威廉韦伯街上布满了一座座教授们的住宅，墙上爬满了紫藤和铁线莲，看去好 像什比茨维尔的风景画；那烟雾腾腾的大学生酒馆，那古典式的带有白色圆柱的明亮的 大礼堂，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和闲雅的印象。”（注：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 还亮》，第6页。）当然，仅靠宜人的景色和秀丽的风光，不足以使教授、学者们如此想 往和留恋哥廷根，最为关键的还是这里特有的学术氛围。
    在德帝国时代，哥廷根可算是一座普鲁士官僚主义气息最少的城市。不同于那所位于 帝国首都菩提树大街宰相府对门的柏林大学，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里，在这个自由研究 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官员和耀武扬威的军 官，而是这些大学教授与科学家，即使是“对待那些退职的教授，也像对待亲王一样， 他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罗伯特·容克继续写道：“每当这些受尊敬的先生们在城 里的马路上漫步时，到处都受到人们的欢迎。有时就在马路上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提 问题的人有的是坐在敞开着的窗子旁边准备讲稿的年轻学者，有的是不久前应邀从某大 学来到这里的年轻教师。看来，没有什么外界原因能阻碍科学家勇往直前地发展学术和 积累知识。”（注：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第7页。）
    著名地理学家、原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赫尔曼·瓦格纳，其父生前也是一名哥廷根大学 教授，作为一位从小在这座大学城中长大的人，对这里严肃的学术氛围作过极高的评价 。1880年夏天，他同时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去哥廷根大学的，另一份是去莱比锡大学 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哥廷根。说到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时，他这样讲道：“在我很 小的时候，我就熟悉了这里的气氛并认识这里的许多教授。我知道，在这座小城里，在 这种宁静之中，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它藏书丰富、极为舒适的图书馆而投身于科学工作， 这在当时就像一座高山一般在吸引着我，我当然不想去品尝那些大城市拥挤喧嚣的味道 。”（注：赫尔曼·瓦格纳：《哥廷根的教授》（Hermann Wagner,Gttinger Professoren），哥廷根1924年版，第18页。）
    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注：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864-1909），世界著名数 学家，几何学大师、数学物理学科方向的开创人。1896-1902年任苏黎世大学教授，19 02-1909年任哥廷根大学教授，也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年的数学老师。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就是运用他的数学公式进行论证的。因此，相对论原理所表述的物理现象，其背 后数学结构的发现应归功于闵可夫斯基，它是现代电磁理论的支柱。）1901年曾作为苏 黎世大学教授到哥廷根大学做学术访问。在此期间，他被这里浓烈的学术气氛深深打动 ，便将能成为哥廷根大学教授视为自己一生的理想。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他这样 讲道：“任何一个到过哥廷根的人，都会对这儿激动人心的气氛留下深刻的印象……一 个人哪怕只是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 欲望。”（注：康斯坦丝·瑞德：《希尔伯特--数学王国的亚历山大》，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93、127页。）
    哥廷根大学的确是一所典型的工作型大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托·瓦拉赫教授曾这 样告诫新来者：“在哥廷根，人们是最不容易从工作中抽身出来的。”（注：奥托·瓦 拉赫：《哥廷根的教授，亲手描绘的生活画面》，哥廷根1924年版，第41页。）阿洛伊 斯·勃兰德尔教授则这样赞美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在哥廷根，我所有的同事们都 被一种科学上的竞争热情所鼓舞，这种精神在我面前从未消失过。哥廷根大学很可能是 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大学，谁要想在这个社会中有地位，谁就必须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著 作，做出世界上最出色的成就！”（注：阿洛伊斯·勃兰德尔：《一位英国语言文学研究 者的生活观察》，柏林1936年版，第224页。）
    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依尔林教授从另一个侧面谈到了这里严肃的科研工作氛围。 抱着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科学工作，他从维也纳来到了哥廷根。15年过去之后，他有些 怀疑自己当年的这个决定：“我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都处于一种近乎于‘自杀式的工作 气氛’之中。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你当初去柏林、莱比锡、海德堡，那就不存在这种 科学生活的严肃性了，当然，你也就得放弃你的科学义务、工作上的方便和舒适的自然 环境’。但是我已经这样作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并非如此沉重。可是我不知道，真的 不知道，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又一次得到去海德堡大学的邀请，我又会怎么做呢？尽管 我想献身于义务和科学。”（注：鲁道夫·冯·依尔林：《致友人的信》（Rudolf von Ihering,In Briefen an seine Freunde），莱比锡1913年版，第314页。）
    不仅是这些当年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就连那些当年来访的外国教授也对哥廷根 大学的学术氛围赞不绝口。美国著名数学家桑德斯·麦克莱恩教授这样评价他曾访问过 的哥廷根大学：“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同它相比。它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活动中 心，那里进行着十分激动人心的工作。不论什么都让人感到那是真正的本质，是事物的 中心。……我曾在芝加哥念研究生，它比芝加哥强得多，我曾在耶鲁当大学生，它比耶 鲁强万倍！”在谈到美国的哈佛、伯克利等大学后来也有活跃的学术气氛时，他特别强 调，“但是哥廷根是头一个”（注：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的双城记》 ，第162页。）。
    到1914年，哥廷根大学一直保持着它最低的教授流动率，并拥有规模上仅次于柏林大 学的第二大的教授集团（注：赫尔曼·瓦格纳：《哥廷根的教授》，哥廷根1924年版， 第137页。），特别是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自然科学教授集团。自然科学本科 生的招生规模也仅次于柏林大学而居全国第二。但由于它人文社会科学本科生的招生规 模只居全国第五，因此，从学校的整体威望上讲，它仍然只是排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 学之后居第三位的德意志大学，排在它后面的是莱比锡大学、哈勒大学、波恩大学、海 德堡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注：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格莱 福斯瓦尔德1994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