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巨大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
    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发展，主要不是因为普鲁士文化教育当 局的意志，而要首先归功于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的倡议。正是因为克莱因 ，才巩固并扩大了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荣誉。作为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的接班人 、哥廷根大学数学-自然科学专业杰出的领导者，克莱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 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有着时代背景。
    1873年，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便遭遇到一场经济上的长期萧条。德意志经济直到9 0年代初也仍然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受到来自 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强烈排挤。因此，在德意志企业家与工程师们看来，这场萧条惟有通 过一场技术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摆脱。1890年12月，经济界与学界人士为此召开专门会 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企业家联合会与工程师联合会对德意志的大学与经济、技术 领域之间的疏远状态表达了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 “目前，高校对于职业领域、对于德意志工业的效率所能产生的作用实在太少。但无论 在和平或是战争时期，德国占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将以这种效率为基础， 这种世界领先地位的维持是要靠工业来提供物质手段，靠技术来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 此，教育改革的任务，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在于通过对新语言和自然科学教育手段的 培植，来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职业圈子。”（注：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德国的 教育改革，历史与社会矛盾》（Ludwig von Friedeburg,Bildungsreform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iderspruch），法兰克福1989年版 ，第192页。）工业界对新技术、新人才的渴望，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带着这种印象，克莱因出席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 上，克莱因发现，“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工业新革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的技术革命已 开始由过去的‘工匠革命’阶段进入到‘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 术解放，一部文集》（Karl-Heinz Manegold,Universitt,Technische Hochschule und Industrie,Ein Beitrag zur Emanzipation der Technik im 19.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Bestrebungen Felix Kleins），柏林1978 年版，第46页。）。它的引发力量已不再来自于生产技术本身，而来自于似乎同生产毫 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成果。任何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已不再来源于单纯经验性的创造发明 ，而来源于长远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的基本研究（注：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 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8页。）。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的 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发展、电力时代的到来已被打破。因此，克莱因认为：“科 学对生产技术的指导意义不仅无可怀疑，而且责任重大，它必将开辟出一个新的工业体 系。”（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 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7页。）摆在克莱因面前的问题是 ，在生产技术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局势下，如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 性的生产力，以及解决由技术本身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这需要科 学家们跳出过去的理论框架去开辟一种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新科学领域”，并断言 ：“发展应用科学必将成为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上的一个新方向”（注：卡尔-海因茨 ·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 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49页。）。
    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克莱因顺便考察了几所美国大学，并对这些大学的自然科学学 科与工业技术运用相结合的尝试大加赞扬。相比之下，他认为，“德国大学的自然科学 仍然在‘哲学统一王国’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任务”（注：根据普鲁士著名教育理论家 弗里德里希·达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尔的观点，“真正的大学只应包含在哲学学 科之中，至于其他学科，如法学、医学与神学，都只是为国家和教会提供实际需要的专 门学科”。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就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来形成它的学院建制的。但由 于德意志各邦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并不一样，因此，在1871年德帝国建立后，普鲁士文化 教育部便着手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学科分类调整，即所有的大学都必须以“柏林大学模 式”为基准，形成由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大学院组成的德意志规范化大 学学院建制。根据这种建制，除医学外，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与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一 起，全部并入哲学领域。这场调整由于遭到哥廷根大学教授们有意识的抵制，直到1883 年才算最后完成。卡尔·施特罗布尔：《20世纪的德意志大学》，第33页。），而“科 学的任务显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认知并改造世界”。因此，他立志要消除当时 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大学中都严格保持的“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注 ：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 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50页。）。
    归国后，克莱因特别提倡“突破柏林大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限制”，“向美国大学模式 学习”，“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 ，技术高校与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 ，第51页。）。他竭尽全力地证明，“数学应该与实际运用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罗伯 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在他长年 的积极努力之下，哥廷根大学的整个自然科学终于脱离了哲学领域，并先后独立成立了 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与此同时，本着“数学必须与其他科学、 与社会有着积极而互惠关系”的强烈信念（注：康斯坦丝·瑞德：《库朗，一位数学家 的双城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版，第157页。），克莱因为哥廷根大学建立 起一种与产业部门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系。1898年，哥廷根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成功谈判 ，导致了“哥廷根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促进协会”的建立。该协会的成员完全由哥廷 根大学教授与工业家组成，但实际上是一个资助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企业家组织，它开 创了后来各类科学基金会的先河。仅在随后的10年中，工业界就为这个协会投入了20万 马克（注：伯恩哈德·冯姆·布罗克：《工业时代的科学史与科学政策》（Bernhard vomBrocke,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im Industriezeitalter），希尔德斯海姆1991年版，第87页。）。
    由于克莱因的卓越领导，哥廷根大学不断开辟出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仅在1896至190 7年这11年间，该校就诞生了德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1896）、地球物理 学和应用数学（1904）、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1907）等新兴应用学科，并在这6个学 科中设立了教授岗位。在那些自然科学最为基础的学科中，哥廷根大学也通过新专业方 向的开辟增设了5个教授岗位，因而拥有4名数学教授、8名物理学和化学教授，比当时 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都要多（注：卡尔-海因茨·马内戈尔德：《大学，技术高校与 工业，在费利克斯·克莱因的特别关注下的19世纪技术解放，一部文集》，第85页。） 。而在医学领域中，哥廷根大学也增加了3名教授。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地位下降的同时，通过对数 学、物理学、化学三大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广泛扩建，通过对大量新兴应用学科的开辟 ，占据了大学专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并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引导了德意志大学教 授岗位的设立进程，从而也成为当时惟一的一所发生了科学重心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 科学转移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