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冷战后两国对外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发生冲突，使双方竞争加剧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战略，以便为本国在冷战后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苏联解体后，战后国际旧秩序瓦解，以海湾战争为契机，美国、日本、亚欧相继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日美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国在全球战略上的明争暗斗。
    海湾战争后，美国认为：战后数十年来自由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美国领导”所起的作用；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布什总统曾说：“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5]（P326）。1993年6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外交演说时强调：“美国必须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这就是克林顿主义的核心。”因此，现在美国的任务是要确保美国在未来岁月中独家居于领导地位。即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应当是由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单极世界。[6]（P85）
    对于美国的这种观点，日本朝野各界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日本认为，美国虽然仍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内外债务堆积如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使其无法独立维持国际秩序。因此，“一极世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提出：不能把美国统治的和平强加于人，“必须以美日欧三级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他明确表示，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与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角色。日本认为，理想的世界秩序“最好是由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5]（P328）。
    除新秩序外，日美两国在亚太战略上也发生了明显冲突。后冷战时代，随着日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日本不再甘心只当美国的小伙计，企图以亚洲为依托，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1991年1月，日本外交蓝皮书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政治上也要扩大在该地区的发言权。海部首相也表示，日本将全力以赴地构筑亚洲新秩序。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盟四国，发表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的演说，其中表明了日本欲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望。在经济上，日本正在加紧实施“脱美返亚”战略，日本正以直接投资为主，采取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三位一体”的做法，大力推行“雁形模式”，力图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即以经济为后盾，达到控制亚洲的目的。
    而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绝不会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袖手旁观。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贝克就针对日本的“雁形模式”提出“扇形结构”的设想。克林顿上台后，为振兴美国经济，也将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1993年7月，克林顿访问日、韩期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参与亚太事务，进一步掌握主导权和增加发言权，控制日本等东亚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第五，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态是两国矛盾加剧的深层次原因
    后冷战时代日美矛盾和摩擦加剧，除了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外，还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传统、心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制度、政治行为等方面。
    以1990年“日美经济贸易结构磋商会议”为例来看，磋商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认为：（1）日本储蓄率过高，限制了国内消费和进口；另一方面，日本将储蓄资金用于民间投资和振兴出口，使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2）日本流通领域中有商业垄断行为和过多价格限制，缺乏公平竞争。（3）日本企业间是一种“系列化”关系，相互联系非常紧密，阻碍国外企业向其投资。而日本却认为：美国对日本上述指责是不公正的，问题出在美国。日本指出，美国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只能依靠进口补充，因为资金不足，只能依靠对外投资；美国企业经营者有短期行为，只关心眼前利益；由于国内市场大，美国企业对扩大出口不积极；政府干预进口政策，劳动素质低，产品开发和引进新技术落后；社会治安恶化，毒品泛滥等大量社会问题存在而难以解决，正在失去对日本所具有的发展楷模的示范作用，日本应该寻求自我发展。
    日美上述争执表面上看都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到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涉及到经济制度、政治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日美两国这种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争吵，如曾担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和驻美大使的著名外交官员栗山尚一所说：“日美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安保关系。”[7]实质是日本想要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表现。
    后冷战时代，日美两个民族在心态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相互间的“逆反心理”极为严重。美国人看到身穿西装、财大气粗的日本商人不断占领美国市场和企业，便从心底产生一种嫉恨心理，他们把美国经济的衰退全部归咎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很多美国人还想到两国不愉快的历史，他们在问，究竟是谁赢了50年前的战争？因而“敲打日本”的呼声日甚一日。而日本在经济巨大成功的刺激下，大和优越论心理和思潮也不断滋长。他们认为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具有特殊性。他们在心理上也不愿永远背负战争的祸根这个沉重包袱，极力想洗刷战争策源地和侵略者的耻辱。日本一些政治评论家还公然提出：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7个县，对敲打日本“反戈一击”等。[8]此不难看出，日美两国在民族心理上有着极其深刻的隔阂，从而加剧了双方在其他方面的矛盾和摩擦。
    总之，20世纪90年代，造成日美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变化等原因，也有社会、文化、民族心态差异的原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企图摆脱美国的支配，由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4-02-11
    【参考文献】
    [1]纽约时报。1996-6-25.
    [2]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M].时事出版社，1990.
    [3]舍妤。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A].日本学刊，1992（3）。
    [4]三原慎太郎。我断然主张日本可以说“不”[A].宝石，1990（2）。
    [5]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6]宋宝贤。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设想的特点[M].时事出版社，1996.
    [7]栗山尚一。日美关系的全貌[A].外交论谈，1996（6）。
    [8]殊添要一。90年代日本的生活--要对“敲打日本”反戈一击。宝石，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