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的“理解”理论，则人文科学就纯系一种主观性的学问，没有客观知识作为保障。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把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分开来。而波普尔认为，狄尔泰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人为地分为两截，不仅否定了二者相一致的地方，而且否定了历史学的客观性。他强调说：“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4〕在他看来，人文科学需要“理解”， 自然科学同样需要“理解”。起码，二者在如下四个方面是相似的：1.由于共同的人性基础，我们可以理解别人，同样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2.由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某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理解社会历史，同样也可以因为自然中的合理性而理解自然；3.既然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自然是上帝的作品，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像理解艺术作品一样地理解自然；4.理解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在人文科学里同样存在。
    基于上述分析，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自然科学走到一起，而不必隔绝于科学体系之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而历史学也才可能具有它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如果按照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等人的观点，将历史学完全看作一门主观性的学问，历史研究也就成了多余。波普尔还认为，科林伍德的“重建”理论，委实过高地估计了历史学家的“重建”能力。事实上，任何历史学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都是不可能重建前人思想的。例如研究一位皇帝，你如果没有做皇帝的经验，你怎么可能凭着自己的思想去重建这位皇帝的思想呢？又如研究像凯撒这样一位英雄，你如果没有凯撒那样的英雄气概，又怎么可能去重建凯撒的思想呢？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建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5〕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并不是凭着主观的臆想，飞腾时空的间距，直接与古人的事迹取得沟通，而是在前人或同代人的研究基础上，即借助世界Ⅲ客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这一过程，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所以波普尔说，在历史理解问题上，“批判地重建问题境况的世界Ⅲ方法胜过直观地重新体验某种个人体验的世界Ⅱ方法。”〔6〕这样， 在波普尔这里，历史科学的方法也就基本上统一于他的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里面去了，从而达到了他对“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这一学术难题的解答。
    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相一致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他将二者视为没有差别。在他看来，历史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相类似，但“如果我们将在历史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和物理学中某一‘观点’所扮演的角色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彼此有很大差异。我们知道由物理学理论所呈现的‘观点’，通常可由新的事实来鉴定，在历史学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了”〔7〕。因为在自然科学里，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普遍法则或假说，不但可以引出一种“统合”，同时也产生一种“观点”。然而在历史科学里，重要的不是普遍法则，而是特殊事件。即是说，历史学家尽管试图使用普遍法则来理解历史，但这里的普遍法则“提供不出具有选择性和统合力的原则，也提供不出专为历史而有的‘观点’”。在历史中，我们所能使用的种种事实，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将其重复。同时，这种种事实又是按照我们预想的观点而搜集的，很难说反映了历史原态的真实。所谓的历史资料，只不过是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值得记录的事实，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历史资料所包含的事实仅是那些与预想的理论相合的事实。而且，由于缺乏进一步的事实可资运用，其理论也就无法验证。
    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的解释没有价值。相反，波普尔认为，历史科学的价值恰好体现于它的解释对象与解释人的时空间距。解释是无穷尽的，不可能有最后的或绝对真理的解释。因为每一代人都势必面临着新的困扰与问题，都有着自己的兴趣和观点，所以每一代人都有权力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虽然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但却正是历史学的学科特性所在。如果像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只是如实地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学家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必以为将自己的观点有意的和批判的应用到问题上，会比另一类自称不提供解释的人所写的历史还差”〔8〕。
    可以看出，对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波普尔的解释是全新的。他试图借助世界Ⅲ作为通达二者的桥梁，从而使历史学在科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波普尔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把历史学排除在科学的门外，那么事实上也就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知性，而历史学本身也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波普尔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同样是有欠缺的。世界Ⅲ只是当它作为认识或借助的对象时，才是客观的，并不能说明它本身就是客观的。比如史料，当它作为文字形式存在时，无疑是客观的，然而这种客观性并非它所反映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因为史料本身早已带上了史料记载人的主观成分。而这一点，波普尔自己也是认识到的。但是，如果世界Ⅲ本身的客观性成问题，我们又如何可能保障历史认识行为本身的客观性呢？再者，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毕竟有别，这也已为波普尔所认识。科学家研究自然，自然是他的对象物，他完全可以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研究对象，而历史学家则做不到这一点。他所面对的不是一堆死物，而是自身存在于历史之中。他无法跳出历史而研究历史，如同他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如是，则决定着他不可能像科学家研究自然那样做到客观，同时亦决定着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可能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通过世界Ⅲ的客观性和自主性就能使二者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