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再来分析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思想。
    波普尔明确说过：“历史没有意义”，又说，“大部分人所说的那种历史根本就不存在”〔20〕。据此，许多论者批评他否认历史的价值，甚至否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此种批评只是望文生义，并未理解波普尔的原意。波普尔“历史无意义”一语中的“历史”并非指以往客观存在的历史，而只是指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
    波普尔认为，历史中的事实是无穷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将万般事实都写上，而必须有所选择。例如，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写一部艺术史，或一部语言史，或一部饮食史，或一部伤寒病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书中，没有一部是人类的历史。为了区分事实的历史和见诸文字的历史，波普尔用“是”与“关于”两个词作界定。即是说，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是“关于”什么的历史，而不是“是”什么的历史。譬如欧洲史，历史学家只能写出“关于”欧洲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并不能看作“是”欧洲的历史。
    但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历史不也是历史吗？虽然它不全面，经过历史学家的选择，但多少还是反映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怎能说没有意义呢？原来，在波普尔看来，出自历史学家手下的历史非但不全面，且多是对历史的歪曲。因为千百年来，历史学家对艺术史、语言史之类的题材并不感兴趣，主要兴趣放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并将其抬到世界史的高度，好像一部人类史仅此而已。波普尔是倾向人民史观的，对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却无好感，认为“政治权力的发展史，只不过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而教科书中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甚至将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颂扬为历史的英雄。这样的历史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的闹剧而已”〔21〕。
    在波普尔看来，事实中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那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个人；他们的忧愁和欢乐，他们的痛苦和死亡，才是各时代的人所经历的真正内容”。因之，从道理上说，历史“务必是包含全人类的希望、斗争和灾难的历史。因为， 没有人是比其他人更重要的”〔22〕。只是这样的历史很难写出来，因为人们写历史，“必定要抽象、 省略，要有所选择”。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政治权力的发展史，而不选择其他方面呢？照波普尔的理解，原因是权力的影响大，人们对权力大多有一种恐惧心理，而且拥有权力的人也希望将自己载入史册，所以历史学家大多是在皇帝、将军、独裁者的淫威之下来撰写历史的。这样的历史肯定是要失真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一些骗人的文字，“是人伪造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波普尔看到，既然历史只是一部“政治权力的发展史”，那么历史学家在强权的淫威下撰写历史，必定是按照强者的逻辑而写的。在这样的历史中，存在就是合理，似乎历史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骤每一变革都是合逻辑、合目的地发展下来的。此种历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方面从理论上为现实辩护和为现实贴金，另一方面消解人民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批判精神。它的教育功能只是告诉人们，跟着历史的步伐走，历史将你带到何处，你就跟到何处，而毋需怀疑这种实体化的“历史”是否存在。这种按强者的逻辑所写的历史，正是波普尔所极力批判的历史决定论中的东西。
    波普尔“历史无意义”的命题虽然是针对历史著作而言的，而不是指客观的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实际上这一命题对客观的历史同样地构成了伤害。后人了解前人的历史，主要靠阅读历史书籍而获知。如果历史著作全无意义，那么后人又如何可能了解前人的历史呢？如果不能，那么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岂不也就对后人失去了价值？再者，历史著作偏重于“政治权力的发展史”，且是在强权的淫威下写成的，但这同样不能说明历史著作没有意义。起码它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权力的发展史，如果读者自身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还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智慧，从而有益于对现代政治的洞悉。何况，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也不仅仅只有政治史。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不是以政治史为主题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波普尔世界Ⅲ理论，历史著作属于世界Ⅲ客体。如果历史著作没有意义，那么他自己的世界Ⅲ理论的价值岂不也就成了问题。
    注释：
    〔1〕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114页。
    〔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6页。
    〔3〕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4〕《客观知识》，第195页。
    〔5〕《客观知识》，第199页。
    〔6〕《客观知识》，第180页。
    〔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桂冠图书公司1984年版， 第1040页。
    〔8〕《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