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对象，他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9〕。而且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之所以难尽如人意， 人类历史之所以灾难频仍，历史决定论难辞其咎。他精心构筑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对历史决定论大加挞伐，就在于他深深地认识到，历史决定论的危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否定。他明确表示，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书是“为战斗而作的努力”，因为它们“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10〕。所以他又称他的学术研究为“战业”，称他的历史哲学为“政治哲学”。
    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分为两类，即“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11〕。
    不难看出，这里有一个疑问。波普尔自己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他的物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且他也曾一再表明，他对历史科学的一切努力，就是要使人们能够成功地将物理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照此说来，波普尔也应该是位泛自然主义者。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将泛自然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呢？对此，波普尔的回答是：问题不在于历史科学能否运用物理学方法，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不管是泛自然主义的还是反自然主义的，“关键性的错误在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见的误解”。
    在西方思想史上，将自然科学推到万能位置上的是牛顿力学。在牛顿看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用力学原理予以解释，因为整个世界不是偶然的、杂乱的，而是系统的、有序的。只要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就可探寻事物的必然性和内部联系。在他的宇宙观里，整个自然界都是在机械原理下有规则地运行着，空间变成了几何学领域，时间变成了数的连续，人变成了与自己的历史毫不相干的旁观者。整个18世纪，牛顿力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或稍后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乃至思想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牛顿的学说，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成联盟，即用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人文现象。用卡西尔的话说，18世纪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能够避免这种机械论的影响。像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身上都带有牛顿的影子。
    19世纪下半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像牛顿力学一样，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许多人看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解社会历史，或许比牛顿力学更能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一种生物，也就必然受制于进化规律。他们视社会为有机体，视人类历史为“自然的演化”，甚至将制度与文化视为生物物种。
    波普尔认为，上述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是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错误地认为历史科学可以“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对其予以了系统的批判。
    （一）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必然受制于自然因果律。在这里，没有飞跃，没有断裂，没有停顿，有的只是“历史连续规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一理想的目标发展。波普尔认为，研究人类历史虽然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释，但此种解释与自然领域的因果解释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自然领域，因果关系是重复出现的，因而是可以被检验的，而历史领域却没有这种重复性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里不存在类似于自然领域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感兴趣的是普遍规律，而在历史领域，人们只是对独特事件的因果性解释感兴趣。而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是不可能推演出“历史连续规律”的，也不可能看出历史的进步过程与阶段性。
    （二）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运动由力所决定，人类历史既然也是一种运动，那么也就以动力学原理为根据。即是说，历史解释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此种观点在孔德的学说里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波普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把社会组织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作为一种运动来描述，但这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把它们真正地看作是一种运动。因为在物理学里，如果谈到物体或物体系统的运动，我们并非指该物体或物体系统有什么内部结构的改变，而只是说明它改变了相对于某个坐标系的位置。而社会历史的变革，与物体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动力学的原理予以说明。波普尔进而指出，在历史科学里，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而借用速度、轨道、路线、方向等动力学概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科学自居，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科学的奇谈怪论”〔12〕。在他看来，社会历史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运动的规律”，更不应该用动力学的原理来理解人类历史。
    （三）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尤其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进化规律，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并“大规模地”预测未来前景。波普尔认为，这完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神话，也是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历史理论。进化论基于对生物界的大量观察，得出相关的种类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学假说，虽然包含某些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分异规律和突变规律。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倒不如说，它具有特殊的或专有的历史命题的性质，因而从中不可能发现有什么普遍规律。对此，波普尔的表述十分明了简捷：“我的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13〕又说：“不存在进化的规律，只存在动植物变化，或更准确地讲，动植物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思想流行病。”〔14〕波普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假说只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进化论只是一种历史假说，因而也只能看作单称命题。况且，任何规律在它被科学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就不能指望对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如同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再仔细的观察也不能预见它会变成蝴蝶一样。
    （四）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社会如同有机体，同样有自己的诞生、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因而对其未来的发展形式也是可以作出预测的。此种历史观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同的只是，它不是强调历史的直线发展，而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波普尔并不否认某些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15〕。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不具备可逆性，它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每一时刻的每一事件都是新的。这种不可逆性决定着它不可能有终点，更不可能作圆周运动。自然现象有周期性的变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轮转，是因为自然万物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没有超越规律的自由。而人类历史不同，一切都有赖于人的创造，都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凭着自己的能力所造就的。人在变化，环境也在变化，由此又决定着后代不可能重复前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