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反自然主义作为历史决定论来批判，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哲学领域的种种非决定论者，几乎都是反自然主义的。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论，主要植根于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决定论。波普尔也是非决定论者，他反对泛自然主义，亦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有着反自然主义倾向。然而波普尔的特殊之处是，他在许多方面并不同意以往的非决定论者，反对将历史学排除在科学之外。这样，无疑为他的理论阐发增加了困难，也使别人对他的理论的理解增加了困难，就连他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亦显得互相矛盾。
    比如，他反对将不确定性和选择性看作历史学的特性，认为在自然科学里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选择性，却没有看到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是有差别的。如果取消这一差别，那么就会滑向他所反对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上去。
    又如，他反对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并将其看作开放社会的敌人。实际上，历史尽管出于人的创造，但其内部的结构和规律却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历史进步的“渐进工程”性质，并不意味着就能否定它的整体性质。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是否认可整体主义观点，而是如何既承认历史的整体性质又肯定人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而不至于沦为宿命论。再者，承认历史进步的整体性，也并非就一定是一种“乌托邦工程”的历史观。相反，如果否认历史内在的结构和规律，倒是很容易导致开放社会的真正敌人--唯意志论的产生。就历史实例看，许多“乌托邦工程”的实践，不正是因为忽视历史的内在结构和规律而凭着某种主观热情或善良愿望的盲干胡来？况且，“渐进工程”也不一定就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文明作保障，社会批判精神难以萌生，“渐进工程”的历史观同样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同样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因为，如果认识不到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时时处在摸索之中，结果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四、历史的预测与历史的意义问题
    对波普尔的历史哲学，人们颇多异议，尤其在我国学术界，大多将其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批判，主要是因为波普尔如下两个观点：历史不能预测未来；历史无意义。
    历史不能预测，这一观点是波普尔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他的历史思想时所不可回避的。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序言中，波普尔写道：“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接着，他将自己的“逻辑理由”概括为下面几点：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这里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波普尔是在什么意义上反对历史预测的。
    相信历史具有预测功能，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是中世纪的上帝史观，还是近代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历史观，都是将历史作超历史的理解，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与主体性。由于历史被神秘化，所以在许多思想家那里，历史是可以预测的：从过去可以理解现在，从现在可以预言未来。
    波普尔是一位非决定论者，他只相信社会进步是人类不断修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结果，即“渐进工程”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人类自己的想象、批判、选择和运气以及其他非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因之，人类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任。如果一切都是前定的，那么人类既可能把自己以往的错误归咎于实体化的“历史”，从而回避错误，并可能继续犯错误，同时又可能对未来采取守株待兔的消极态度，一切听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摆布。在这里，人的主体性被完全湮灭，甚至连历史决定论所宣称的历史规律亦不复存在。因为过分地对一个虚构的不变规律的强调并将其摆在上帝的位置上，实际上也就是对这种虚构的规律的逻辑否定。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知识的增长即历史的进步。但是，知识的增长是不可能预测的。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将来的知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种知识，那么它就不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如是，预测也就失去了意义。与此相应，人类历史由于受知识增长的影响，因而也是不能预测的。波普尔认为，真正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就是很好地把握现在，充分认识世界Ⅲ客体的前提价值，并始终抱着理性的批判精神看待现在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一项政策只是一个假说，它必须加以检验，并和现实相比较，以便随时修正。社会运行的合理步骤，是事先通过批判的考察，发现错误和潜在的问题，而不是消极地静候它在实践中暴露，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是开放社会的品格，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它所依赖的是人民的智慧与理性，而不是少数人的玄想和发号施令。相反，强调历史预测的人，只能把人类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少数人对整个社会的“计划”或“控制”。因为在此种以整体主义思想为逻辑前提的历史观里，人民是无所作为的，“历史连续规律”被认为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方可认识，或者说，只有少数几个大脑才可以借助于“历史连续规律”的学说，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一统控制。这也就是波普尔将“渐进工程”作为民主社会的特征和将“乌托邦工程”作为极权社会特征的主要理论依据。
    对于历史是否具有预测功能这一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波普尔的思考的确不乏精到之处，尤其对于消除人们历史视域的眼障，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类似于神学目的论的历史预测理论，而不能据此否定历史预测功能本身。既然承认历史是人的作品，那么人类的共性就决定着其所创造的历史有着某种连续性和各个时代的相似性，凭着此种连续性和相似性，人们便可以通过过去认识现在，或通过现在和过去把握未来。虽然这种预测不可能准确，更不是像历史决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未来的道路是预成的。但是人类未来的大势基本上是可以把握的。如果一切都是无定性的，未来全都是渺茫的，那么不仅人生的意义会成问题，而且任何创造和建设都不可能。再者，历史预测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反正是其主体性的体现。
    波普尔反对历史预测功能，主要理论依据是他认为历史中不存在普遍规律。关于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哲人们颇感困惑的难题。波普尔试图通过高扬人的主体性而求得问题的解答，且开拓了一条前人不曾思考过的致思理路。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探索仍不甚成功。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在看待历史规律与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上，是否一定要将二者视为水火不容。换句话说，我们肯定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是否就一定要以牺牲历史规律为代价。如果历史中没有规律可循，那么人们创造历史岂不失去依凭，而且历史也会变得不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