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批判，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揭开了其批判对象的神学“目的论”面纱。他认为，泛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科学的推崇，实际上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相反，倒是神学的翻版。因为这种历史哲学将“规律”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迷信。“它认定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能有收获；它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随着历史的步伐，一切自能平平坦坦，毋需我们作重要的决定；它试图将我们的责任转移到历史上，然后玩弄超越我们个人的邪恶权力；……”〔16〕。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面前，人是极其渺小的，其价值等于零。所以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对人在历史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否定，“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是由“历史连续规律”安排好了的，那么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余。如是，则人本身的意义也就从根本上成了大问题。
    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上述批判，并非纯学术性的，而是紧联着对人类命运问题的思考。因为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非但为学术上的谬说，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社会导入迷途，坠入深渊。其要害，克罗齐、科林伍德、汤因比等人都曾有过揭示，但均不及波普尔的思想力度。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波普尔的批判虽曰深刻，但在具体的论述方面又不免失之偏颇。人既与自然万物有别，但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员，他既有可能超出自然律从事历史活动，但又无时不受自然律的限制。即是说，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时，首先所要思考的应是人的历史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以及历史活动与自然律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如果此等问题不解决，那么就难以令人信服地驳倒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谬误。
    三、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上，严格说来始于维科的《新科学》。但是维科的思想很长时期内不为学界所了解，直到19世纪下半期，西方思想界才兴起一股强劲的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思想，代表性人物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他们或者强调历史的个别性，或者强调历史认识的直觉悟性，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尽力将历史学从实证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波普尔认为，各式各样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同样是错误的。它们虽试图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还历史学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使历史学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并使自己同批判对象走到一起，即同样表现为历史决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所批判的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并非仅限于近现代，而是从古代说起，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更恰当地说，是由许多松泛的观念连结在一起”。他把基督教的“选民论”，把部落至上观念，都看作历史决定论的早期形式。所以他的批判对象，既有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有古代的思想家，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人。
    由于批判对象大多是些“松泛的观念”，所以波普尔对反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驳论亦大多零乱，有的甚至没有展开论辩。大致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关于历史学的选择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能运用于历史学，原因之一便是历史学家在从事他的研究时，总是在做一种选择工作。他不仅选择史实和史料，同时也选择理论。这样，导致历史学家不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波普尔认为，研究工作中的选择问题，并非只在历史学中有之，自然科学家同样存在。在自然科学中，“观点”通常是由一种科学的理论所决定，“这种情形若以探照灯来比喻会更清楚。探照灯探照事物，要依灯的位置，我们让它所朝的方向，灯光的强度、色彩等来决定”〔17〕。而在历史学中，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同样避免不了选择，“若坚持能避免，唯有导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用心”〔18〕。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应该做的，只是在承认自己这种选择性的基础上，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而维护历史学的科学品格。
    （二）关于历史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反自然主义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所处理的课题是简单的，而历史学的课题则要复杂得多。此种复杂性，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复杂，又表现为历史解释与被解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因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迥然相异。更重要的是，此种复杂性致以历史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预测功能。对此，波普尔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认为，仅此并不能说明历史学不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历史学中的“不确定性”，只能说明我们更加有必要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科学的门外，任其由某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结出有损人类进步事业的恶果。
    （三）关于历史学的直觉悟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则是对以往事件的描述。自然科学可借助数学公式对事物作出严格的定量说明，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性质上去把握认识对象，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前者运用的是归纳的概括，后者则只能借诸联想。而在波普尔看来，反自然主义对历史学直觉悟性的看法，错误不在于历史学方法上，而是对历史发展理论的误解。此种观点相信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对其认识也只能是神秘的直觉悟性。这样一种历史哲学，说到底，还是局限在神学的教条中，其对历史学运用科学方法的不信任，如同教士们认为科学方法无助于信仰的思维模式一样。
    （四）关于历史学的整体性问题。反自然主义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不应采取原子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整体主义的方法。因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为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建构。而研究其传统和建构，自然科学的方法则做不到这一点。波普尔认为，这样一种整体主义思想，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可以说，波普尔整套历史哲学的要旨也就在这里。在他看来，整体主义的要害即对社会历史大规模预测的信仰，而忽视渐进性的社会改革，并从根本上忽视了人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
    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的批判，按他自己的说法，“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视了过去一切社会知识， 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 ）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19〕。“渐进实验”与“整体主义实验”是波普尔历史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称之为“渐进工程”和“乌托邦工程”。他认为，“渐进工程”所相信的是人的理性和能力，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通过“渐进的技术师”的不断批判和不断改良而实现的。它的品格是开放的，所引来的必是一个民主自由和稳步发展的社会。反之，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则是对人在历史中的批判理性和创造热情的扼制，所引来的只能是政治上的极权和社会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