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研究。
    逆向考察法是我们历史研究中实际常用的史学方法之一。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史学家才开始对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述这个方法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有6篇。黎澍、蒋大椿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73]，亦列有“逆向地考察历史的方法”一节。这些论著对此探索的内容主要有：
    （1）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涵义。丁伟志认为， 它是采取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进行考察，是从该事物以后的历史发展考察该事物，亦即从事物的未来、流向、结果，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74]朱振惠认为，这种方法由对后代历史的解剖理解前代，以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考察历史。作为一种治史出发点，它由现实出发治史，以求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思维的出发点，它强调以当代先进的学术理论出发研究过往历史。[75]
    （2）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根据。一些文章提出， 历史本身在延续中发展，不可割断，任何历史现象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后代历史保留着前代历史的遗物，并发展了前代历史中的萌芽，故通过后代历史的分析可以加深对前代历史的理解。[76]
    有些文章还探讨了逆向考察法具有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开拓历史研究范围，既可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又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等功能。一些文章还加强，逆向考察与历史主义的顺向考察具有互补作用，在历史研究中应当结合起来进行。
    6.史学假说方法研究。
    罗尔纲在50年代便提出，考据方法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去求证”，稍后又提出，全部历史考据的过程便是“发现问题，建立假说，寻求证明，检验假说”[77]。1981年，荣孟源撰《论考据》[78]一文，反对在史料考据中运用假说方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因为考据中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需假说。但80年代以来有关假说方法的近10篇文章，大多都主张在史料考据、历史研究中应该而且可以运用假说方法。
    （1）关于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说方法的依据。高栓来认为， 人类历史是全部事实和全部可能的总和。既然历史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依据一定史实或以一定史实为参照物，经过理性思维形成猜测性认识，便不可避免。另外，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种认识探索中，对客观历史事物形成某种猜测，也难以避免。假说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必经阶段。[79]
    （2）历史假说方法的内容与运用程序。蒋大椿认为， 假说是人们为着研究工作需要，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并准备接受事实进一步检验的关于事物现象的因果性或规律性的假定性解释。首先，假说是为了回答历史事实提出的问题而设立的。其次，假说的内容和结构，与其要回答的问题的范围不同而有区别。回答的问题的范围越广，假说的内容结构便越复杂。再次，假说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的研究工作，需不断接受事实检验，证实或修正自己的内容。最后，假设检验的完成，是一个历史过程。[80]李桂海、茅家琦认为，假说方法的运用程序基本有二：一是依据一定事实形成假说的过程，二是搜集更大量材料以检验假说。[81]
    （3）历史假说方法运用的主客体条件。高栓来前文提出， 建立历史假说的客体条件：①史料记载有分歧或语焉不详。②有新史料发现。③同一史料理解有分歧。④历史问题本身尚无定论，需加探索。⑤历史发展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选择及对未来历史的预测。研究主体要求则有：①具有创新意识。②研究目的明确，善于发现问题。③既有灵感、想象力，又要有逻辑思维能力。④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指导。
    （4）对胡适“大胆假说小心求证”方法的再认识。50 年代批判胡适时，对此完全否定。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再认识，一是继续作为实用主义方法而予以否定，如荣孟源、茅家琦。二是基本肯定，如赵俪生、赵光贤等认为，“小心求证”并没有错。“大胆假说”指读书要有怀疑精神，才能有创造性，从原则上讲，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关键在于用什么世界观指导。[82]三是持分析态度。耿云志认为，这个方法揭示了科学研究中一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鼓吹探讨精神，有积极面。但胡适忽视提出假设需要搜集资料的前提条件，小心求证又简单地归结为寻求例证。故在研究和揭示稍微复杂的历史问题时，每易陷入主观武断。[83]
    （四）新的跨学科方法的引进和探索。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研究，主要分为二大类：一是史学与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相结合而交叉形成的，如史学系统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以及史学模糊方法、历史模拟方法；一是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结合而交叉形成的，如心理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人口史学方法、地理史学方法等。
    1.史学系统方法研究。
    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1978年由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等引进中国，并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中获得进展。最早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中国史学研究的是金观涛、刘青峰1980年初在《贵阳师院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其后，反对者有之，赞同者也有之。这个问题引起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为此而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著作则有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84]，以及李祖德编的《系统论与历史科学》[85]等。在太原、上海、安徽、天津等地举行的多次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讨会上，都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从而在1985年至1986年形成所谓系统方法热。80年代末以后渐趋消沉，这同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对史学的科学化感到失望，叙事史重新复兴有所关连。但其影响依旧存在。
    （1）系统方法能否运用于历史研究？
    金观涛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一部分学者的反对。反对的意见有两种情况：一是反对金观涛等照搬以至歪曲控制论理论来研究历史，而并不认为控制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历史研究。[86]二是反对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不能代替对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研究。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和规律不一样，人类社会历史前进运动中的问题，要从社会关系、社会内在矛盾去寻找答案，不能在社会之外去寻找签案。这种系统方法论的引进，是当前开放条件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界侵蚀的一种表现。[87]
    赞成将系统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观涛等主张，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及其结论都可用于史学研究。并且，他们在开始将系统方法引进史学时，虽然申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但已经表现出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不正确。后来更逐渐地显示出要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的倾向，故受到不少史家的批评。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系统方法可运用于历史研究。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运动形式虽然不同，但其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再则，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又有相对统一性。尤其是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获得了诸如整体性和综合性，横向性和跨学科性，多因素性和动态性，定量性和精确性等特征，从而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而系统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一可以加强历史科学中的整体研究，二可以加强历史研究处理大数量史料的能力，三可以促进历史的多向研究，四可以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提炼新的范畴，增添新的手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