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还强调，客观历史以及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史家在编著史书时也要讲究体裁的运用和更新。有的史家正力求创造出一种新综合体，并对此初步地作了理论阐发。白寿彝提出，历史现象很复杂，单一的体裁很难表达出复杂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社会生活。近代的章节体较之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有更大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但也存在不足。因此，在断代史和通史编撰中，都必须按照不同内容选择不同体裁，同时要将各种体裁加以配合，使全书熔为一体。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有益的尝试。[111]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 也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探索。这种新综合体由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各有不同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罗尔纲将这种新尝试称为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既能有理论的阐述，又包括丰富的内容。[112] 有关史著编写的若干具体体例，如史著如何标目，史著的编次以及有关记时、记地、记人、记言的方法，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3.关于史著的结构安排。
    吴泽等学者认为，史学著作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客观历史内在结构的反映。史学家根据他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来组织历史资料，安排叙述次序，就是史著的结构。根据体裁的不同，史著结构安排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叙述次第，一是按事物发展的逻辑因果关系分轻重、主次来安排叙述次第。一般说，记叙时偏重于前者，论述时偏重于后者。另则，史著结构安排还必须注意史实的时代背景，注意全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讲究结构布局的恰当巧妙。[113]
    4.关于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史学著作的语言要求。
    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既涉及历史研究领域，更多地则涉及史著编纂领域。对此，史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李新主张史学和文学应当分家。因为文笔与史笔各有不同的要求、特征和目的。应该严格区分，以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114]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某些艺术的方法。朱本源从历史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二重性，论证了历史研究中艺术方法的有效性。[115] 朱政惠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证，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影响读者的功能，在史学中提出美学要求是必要的。[116]王少卿等从客观历史本身具有审美特征出发， 论证了史学中艺术性所具有的客观基础。[117] 李桂海从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史学不应只囿于科学性，而应向艺术贴近和靠拢，它需要史家发挥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118] 白寿彝和吴泽分别主编的《史学概论》，则从总结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中国史学与文学本不分家，后来分家是一种进步，但仍有多种密切关系。史书编纂既要表达历史真象，又要注意表达上的艺术水平。
    对于史著的语言要求，也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史学著作的语言需要准确、鲜明、生动，而科学性、准确性是其基本要求。文学语言的夸张、譬喻、拟人等形象性修辞手段不适用于史著。[119] 一种认为史学著作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应注意其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包括真实之美（反映历史真实面目的本质的美），质朴之美（恰当地写出事物的本色，说人如其人，论事如其事），简洁之美（文约而事丰），动态之美（表现出历史的运动发展），含蓄之美（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力量之美（生动感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也需要史家的激情、幽默感和洞察力），形象之美（借助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是必要的）。[120]
    （六）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史学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因此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史学界认为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从此史学方法论的研究渐趋活跃，仅文章题目出现“史学方法论”的论作，便有30多篇，涉及的文章则更多。著作也有多种。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1.关于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如史学方法的涵义、内容和特征，以及史学方法的分类和层次。有的文章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内容和特征。2.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实际上也属于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这里主要是指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整体研究，论述的内容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关系，史学方法论的涵义和基本内容，史学方法论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以及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精髓和关键问题所在等。上述问题的探讨都比较抽象，而这篇文章已经相当长了，不能再作更加具体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主要根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实际，介绍几种关于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本趋向。
    第一，认为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基本的科学方法，以刘大年为代表。他认为，历史科学研究对象的文明史，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轴的全部社会关系体系的运动。研究对象的这种特点，内在地规定了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是阶级分析法。[121]
    第二，主张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将历史科学方法纳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轨道，建设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包括社会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金观涛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科学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法，只有自然科学在发展中才总结出一套理论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科学方法。控制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出现，为提高历史科学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可以借系统方法将自然科学方法系统地引进社会历史科学，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础。在运用这种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进行研究时，不能以任何哲学作指导，哲学至多只能作为对研究成果加以说明的工具。[122]
    第三，主张历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向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从人文角度建设历史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历史学是艺术的学者显然赞同这种见解。但这种主张目前在中国尚缺少系统的论证，今后也许会吸引一批研究者的重视。[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