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综观钱穆宾四先生兼治四部的一生学术，显然，仅仅把他定位为史学家是并不恰当的。但若说史学是他的当行应工，说他是当代中国并不多见的学无依傍、更无任何政治背景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却可以确定无疑。
    史学家当然不应是口宣敕旨的宣传员，也不会是照本宣科的村学究。家乃私家之谓，史学家之成立在成一家之言。此成一家之言，在钱先生， 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自有一套解释体系与哲学的历史观〔1〕，还包括对史学这门学问的确定的看法亦即史学观。诸凡史学的性质或意义，对象或范围，功用与目的，钱先生的史学观都已指涉。其中，有的我过去曾作过探究〔2〕，不再重复。本文主题在略论： 钱先生所揭橥的“经国济世”、“培养史心”，乃是他表述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的史学观。这里，意义与功用是史学这门学问所内具的，是治史目的之根据，三者其实一体。
    二
    史学观是对史学本身的思考。按照钱先生治学应明体达用的学术观，学问必有体有用，但欲达其用却必先明其体。此即谓须先对学问的性质加以确认或规定。这个确认或规定，也就是现代学术的所谓下定义。史学亦然。对史学的定义，钱先生不是采取西方式的用一句话来加以说明；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规定性说法，从整体上与内涵意义上，独特地处理了中国性格的史学是一门什么学问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钱先生所作的史学性质的处理，包含有三层意义，即现在学科分类所理解的一般的历史学意义，与历史哲学意义和儒学意义，而为一内外俱表、事理无碍融和合一的整体性规定。他认为，史学是人事之记载，是人事之学。勿庸讳言，从事上来定义史学，应当说还停留在一般的历史编纂学记载学的意义上。这也是所有的史学家都不否认而共有的史学观。但这个史学观不能认为是完全的，钱先生事实上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规定史学。在他的种种规定性说法中，有引人注意的三句话，这就是：①“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3〕②“史学实即儒学”。〔4〕③“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5〕显而易见，这三句话当然是有义理意义的新说法，它包含了史学是人事之学的一般意义而提升到历史哲学意义和儒学意义。
    史学当然离不开人事之记载，这应视为史学的基础，否则，徒托空言。所以，钱先生言及此处者甚多。但钱先生认为历史的记载须恰当，而恰当的记载不仅在保留已往人事与已往的经验，更要在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记载。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种观察了解呢？钱先生指出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眼光。这某一套眼光，顺他的生命史观的理路所指陈，就是一长时间即历史时间的观念。由此生命史观，由此长时间观念，可以认识到历史不是过去的存在，而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存在。它虽有变化却不断绵延，是一不可能从中间切断的大生命。由是，乃可恰当观察了解历史的全部，求得并发挥其中的意义与价值。历史之有意义与价值，即在历史是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因此，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是研究与把握大生命即文化生命历史生命之学。
    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这是钱先生史学观中首出的贯通其全部史学的观念。应当指出，这个史学观，其观念根源是不能追溯到西哲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上去的。据钱先生多次所言及的，其义理乃显发自孟子。显发得最详细完整的一段，见于《中国历史精神》第4至5页：
    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指“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引者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即是神而莫测。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孕育了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成为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如果我们只有今天而没有了明天，这个今天，也就没有历史意义和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这个今天，才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意义就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学科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头，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