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的史学观更有一儒家心性论立场。这个立场，由以“史学即心学”〔28〕来诠读实斋史学而集中表达出来。盖这个诠读的取向是肯定性的，与钱先生历史唯心观一致。他多次表达了这历史唯心观，说：“历史乃人心之积累”，〔29〕“中国史学必先重人，重其人之心。全部中国史实，亦可称为一部心史。舍却此心，又何以成史？”〔30〕余不赘引。他还曾论述，中国的心性之学乃由现实生活中自我修养体悟所得与旷观历史情实社会人群繁变两途会通合一而成，〔31〕此所谓旷观历史以往情实亦即史学。这是从构成论上来说史学与心性学的结构性关系，与“史学即心学”的说法，角度虽异，在意义与内涵上却并无二致。
    而钱先生的史学持有心性论立场及此“史学即心学”的认定，其实亦不奇怪，生命的学问、儒家思想之中心即是心性论，即使是案头儒学家也有此认知。钱先生是把整个生命都投进去的通儒，自亦作如是观，如谓孔门论学，主要在人心，在归本于人之性情。〔32〕谓中国人言心，实即是生命，〔33〕等等。《师友杂忆》中所记述的与冯友兰那场关于中国理学家论理气必兼论心性的争议，更说明，在钱先生看来，不讲心性论，非但算不上理学，亦是不能真懂宋明理学。生命之学、儒学、圣人之学既被钱先生用以规定史学的体性，其史学观自必持有亦是涵有一儒家心性论立场和“史学即心学”观，这就是在逻辑上也衍得出来。
    “史学即心学”观是前述三者一体的史学观的更深入的说法，亦可谓是其一内涵的规定。儒家心性论则即是其内圣学。这个说法与心性论即内圣学立场，置放在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论上，其直接表达，一言之，就是培养史心。展开地说，则是求取史识，培养史心，作一正面的历史人物，一成人，而尤重在培养史心。这显然都属于内圣事。明言之，这在钱先生看来，与经国济世同样，亦是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所在。
    钱先生曾提出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为治史八字诀，谓治史必该从此八字着眼，从此八字入门，亦在此八字归宿。亦即以此八字为史学两大内容、线索与原则。他还对生命之学作了含个体性的补充说法，说：“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34〕培养史心云云的内圣意义的史学观，即通过这八字诀与做人之学的义理阐述中元大出来，主要集中在如下一席话：
    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时代责任，须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已往在长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识的对象。如此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始得把其自身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35〕
    这段文字，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由是可知，求取史识乃偏重在世运兴衰上说；培养史心，则虽似偏重在人物贤奸上说，但乃是位序优先的、通贯的。故二者不能断然分开，合而称之谓“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下面再补充四点。
    第一，按此段文字，培养史心，求取史识，做一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似是从史学目的论上提出的。其实不然，它不仅是治史者应有之目的，也是会通大体的史学所本有自有能有的意义与功用。所以，钱先生又说：治史“能懂得注意世运兴衰人物贤奸，积久感染，也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36〕
    第二，此所谓史心，是整体的、活动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前述提及的大心胸、对民族国家的爱心、关切民族国家大群体前程的心志心情，以及心智，都在其内涵中，是“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37〕的心。按钱先生心性论观点，人类生命是共同的，感情也是共同的，思想理智也是共同的。这是因为心是人生一共同体，实际大群有一共同心。“人心能互通，生命能互融，这就表现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38〕既然说是“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当然就是心同理同的千古同然心，也可说是千古同然情、千古同然理。这也就是钱先生所经常阐释的通贯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心、历史心与文化心。与历史融通一体之大心当然亦可简称之曰史心。钱先生又说，有生命必有精神，由生命表露出精神，历史所见是文化精神生命。所以这历史心与文化心亦即历史精神文化精神。由是可知，培养史心，亦即培养历史精神文化精神，将自家生命亲切投进历史大生命，沉浸其中，融通一体。也只有如此，始能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
    还有，钱先生在《双溪独语》中，曾提出心体智情意三分说，谓仁属情感，仁是心之本体，知是心之功能。而且，还认为：“世运之转移，乃一本之于人心之所归向。而人心之所归向，又可反而求证之于吾心之内德。此乃中国儒家传统大义，亦即我所谓人文历史观之至要大义也。”〔39〕所以说，培养史心是通贯的。而所谓“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云云，实即在史学中培养自己的智慧与功力，充实主体，成就大心胸大智慧大心情。
    第三，所谓作一历史的正面人物，乃一比较特殊性的说法，改为普遍性的说法则是成一人，成一合格的人。由前引文，已知钱先生认为世运兴衰人物贤奸无不关系在人心。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他又认为史学主要就在褒贬，孔子《春秋》的主要精神，就在人事褒贬上。而褒贬当然有个标准，有个义理根据。
    在钱先生看来，人物贤奸系于道，根据与标准首先的主要的，不在其事业之成就与能力之高下，而在其居心，在其品，在德性与道义，“德性与道义，乃是分别人品之主要标准”。〔40〕他认为这个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同时也是评判一般人的普遍的标准，是中国历史上一绝大精神所在。他说，注意人物贤奸，应先问其人之品，再论其人之事。事业上要有才，但生活上则更要品。我们不登上历史舞台，无才也不要紧，但不能不生活，也就不能没有品。而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义理好指导人一条可遵循的路，教人德行，辞章培养人情感，考据增进人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41〕三者中，仍以人品德行为最要，这也是做一历史正面人物的必要基底。所以，钱先生强调说：“人都该有品，都该有他一份德性生活与道义生活，然后才能在此上来参加历史，作一历史的正面人物。”〔42〕钱先生在这套人物贤奸的理论，其实乃显发自儒家第一项人禽之辨的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