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国济世，在钱先生的史学观中，既是史学会通大体中的成分，同时也是此大体之用。他是极推重这个用的，认为经国济世是史学的最高境界，史学若不能经国济世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论，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15〕
    那么，如何才能发挥此经济之用，达到此史学之最高境界呢？
    按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分判，有三派，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他批评传统派与科学派同偏于历史材料，其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是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世现实无预。考订派更是往往割裂史实，将活人事换成死的材料，虽号客观尚实证却不识全史与国族文化成绩。此大致亦即前述钱先生所批评的不从大体大义上用心的博士名士之学。对革新派，在肯定其要将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的主观努力之后，紧接着针砭了其种种弊病。要言之，批评其所谓绾合者，其实乃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并不能真切沉浸于已往的历史和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亦即无直接的历史根据，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此批评，实即揭出革新派治史学之根本病在无独立性。按钱先生的学问体用论来批评，轻则不能明体达用，乃求用心切；重则是无史学自体之用。然而，“要有体有用，这才叫做经济之学。”〔16〕所以，钱先生说，革新派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也就是谓不能达到经国济世之境界。
    对这种无自体无大义无当史实的革新派史学，钱先生非常不满意，而尤不满意其工具性。他批评其中的维新史观不过是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唯物史观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均无当于国史实际真相。其实，无自体无大义，必无当史实真相，自必无独立之自体，致其降为政党权势与政治之臣虏之工具史学亦其宜也。此所谓工具史学，亦即以政党权势之主义、思想、意向及政策为体为用。此类工具史学，在钱先生当身所处之当代中国，可谓比比皆是，举目可见。钱先生认为此派史学影响最大，谬种流传，绵延不绝，危害亦最大，造成了今日国人对于国史最为无识。由是他强调，现代中国需要创建的理想的新史学，其“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17〕显然，钱先生是以客观的独立性为史学达到经国济世之用的先决条件、不可或缺的前提的。
    然而这种独立性不是人为的，是来自会通史学之大体、通识历史之大义。钱先生明白说，治史当先务大体，从全史大体上融会贯通见真实系统，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事务有贡献，并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明体达用，由体及用，有体方有用。故虽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毕竟“明体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18〕一定“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引者按：即考据、辞章、义理、经济）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19〕
    由是可断，钱先生所谓经国济世，不仅是史学应有的目的，其实却是自有的本有的意义与功用，乃是明体达用、由体及用、体用不二之用。只要完成此会通大体，真能昭示全史真相，发挥历史真精神，亦即能独立发经国济世之用。所以，钱先生的通儒史学观确定经济为史学大体之成分，又以之为史学之用之境界，这就从理论上厘定了经国济世为史学自体之用，保证了经国济世之用的独立性。自孔子以私家著史以来所确定的独立性，一直是中国史学的真传统。此一传统，在当代中国，被破坏得最厉害。钱先生会通大体的史学观及对史学的独立性之揭示标举，对无体之用之批评，重建了这个优秀传统，同时亦与种种宣传史学工具史学划清了界线，展示了独立发用的史学经国济世之正确方向。
    唯因经国济世是史学自体之用，因此，钱先生提出，史学必具备两基本条件：①能昭示历史文化真相，②能映照现代种种复杂之问题。其说集中见于《国史大纲·引论》与《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略论治史方法＞。后者实为前者所一初本，故兹仅引《国史大纲·引论》所说。＜引论＞谓当国人对国史无真知识的今日之中国，尤需新通史。此新通史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在中国种种复杂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接此又补充指出，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显而易见，钱先生实以此两条件为新通史之体，而此两条件亦实已融会了考据、辞章、义理和经济四成分而成一大体。若不能融会此四成分，当然说不上什么昭示全史真相与由统贯旧史中映照现实问题。此可见钱先生由其史学观所欲创建的新通史，不是纯知识意义的，不是书本文字的案头史学，而是内具文化意义的文化之史学。经国济世是被钱先生视为史学自体所能亦所应发挥的功用，上述补充说明的正是史学之经国济世的意义与功用所在。
    与此新通史密切相关的，钱先生还提出“治古史本求通今”〔20〕与“要根据当前的问题来推究”〔21〕的重要史学观念。这就是说，治史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治史者必须以国家民族当前事变为出发点，有解决当前问题之用心。这两个观念加强了经国济世的史学观，凸显了史学之经国济世的功用与目的。
    此能昭示历史文化真相与映昭现实种种问题云云的新史学之两条件，简言之，就叫做鉴古知今，或者亦可谓是钱先生对鉴古知今之古训的意义之诠表。他说：“治平大道，则本源于人类以往之历史。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22〕而且，“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23〕此亦即“究往穷来”。〔24〕
    可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构成了钱先生史学经国济世的整体性功用，亦是顺钱先生历史大生命长时间观念之内在理路所必有之表述并从中获得理据。由是可知，在钱先生的史学观中，史学之经国济世意义与功用，归根结蒂，在能绵延与开新民族历史文化大生命。而史学之所以有此鉴古知今与究往穷来的意义与功用，亦就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大现在，上包过去，下包未来”〔25〕，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全部历史又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是活的大精神大生命，生命不可能从中间切断，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将来。一言之，是因为史学是一生命之学。此大观在、大生命、长时间的观念，此史学是一生命之学的观念，落到史学对象或范围论上，即“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长时期上下古今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26〕而其出发点亦必是“当前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说，按钱先生的史学观，经国济世之意义与功用及目的，是通过鉴古知今与究往穷来这两途来展现来实现的。所以钱先生强调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真精神。
    钱先生明白说，所谓学问成就大体以经国济世，也就是汉儒通经致用之大意。学以经国济世，这在中国，叫做治平之学。而所谓治平之学、经国济世之用，实即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学。钱先生也是把史学确认为儒家的外王学的。他说，儒学主要本在修齐治平人事实务方面，而史学所讲，主要亦不出治道隆污与人物贤奸之两途。前者属治平之道，后者则为修齐之学，〔27〕并谓治平是外王之学。钱先生将经济融括入史学大体至提出建立新史学之必备两条件的一系列观点，其意正在强调在积衰积病的今日之中国，“发挥史学，正该发挥出一套当前辅衰起病之方”，指导现在，指示未来，成就经国济世即治平之大用。如是，钱先生的史学，由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上，通向了儒家的外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