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着生命史观和历史时间的眼光的史学生命观，是钱先生最基本的史学观念。换句话说，生命之学是钱先生对史学性质的最基本规定。而这个规定实际是儒学意义的，盖儒学就是生命的学问。钱先生之意即如此，故又以“史学实即儒学”和“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两句话，对此儒学性质作进一步的规定并将它凸显出来。
    “史学实即儒学”，这是一个非分别的说法。在专家之学发达的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说法。如果高标“知性”的专家们却连《十三经》都未翻阅过，《史记》《汉书》都未看过，对这一说法是不会真有理解的。然而，这一史学观念，钱先生是从整个中国儒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考察中得出来的，简言之，是一从史实中平实地叙出的学术命题，也即是受到中国儒学史和学术史支持的观点。在《中国学术通义》首篇＜四部概论＞的＜史学＞章中，钱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历史精神和六经学问内容的考察中，揭示了经史之学实密切相通。接着次篇＜中国儒学和文化传统＞考察儒学本身的演变，通过①史学本为经学之一部分，②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③究（史学观念独立以后的）马班史学之渊源，乃皆从儒学经学来，这三层事实也可谓三个论点的揭示与论证，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实即儒学，此因经学即儒学，而史学又即经学也”。〔6〕
    这一个观点，既是一历史的表述，同时也是钱先生对史学性质的规定性说法。就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钱先生即又从学术的内容和性质来比勘先秦道墨法诸家意见与《论语》孟荀的异同，进而强调了“史学即儒学，其说至明显”。〔7〕其后在《中国史学名著》中继续强调“史学即经学，经史一贯”，“史学从经学中衍出，亦即从儒学中衍出”。〔8〕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则强调史学为通儒之学。〔9〕而在其最后结集的《中国史学发微》中，其（序）开宗明义，即谓治中国学术皆当以孔子之学为法，盖孔子之学兼四部，《春秋经》即史，《论语》是子亦可谓一集部，而先秦诸子学实无一而非源自史学，史与子与集三部实可通而为一。其正文又强调这一部中国史亦即一部中国儒学精神史，并谓杜佑著《通典》，有功史学，实亦一种儒学精神。〔10〕此不啻谓中国史学精神亦即一儒学精神。凡此种种都支持了“史学实即儒学”这一观念。说这一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判断，而更是一个学术的全称判断，是并不违背钱先生的意思的。
    第三句话，“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是钱先生从中国正式史书的第一部《西周书》应属周公和第二部《春秋》乃孔子所作，即从中国史学发生学上直接得出的。这个说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史学既实即儒学，自然也可说是一圣人之学，顺理成章。
    这三句话内涵一致，都是对史学的生命性的规定与确认，而后二句话又是对其儒学意义和文化根源的厘定与确认。其学术意义，就在于以史通于经，通于子集，将考据、辞章、义理、经（国）济（世）四成分兼括会通成一学问大体，也就是完成一有体有用的史学。
    还须指出，在这会通兼包四成分的史学大体中，钱先生极重视义理。他认为一切考据之学，应以义理、辞章为基本。而辞章之学之背后，便有个更高的义理。义理是评判历史的标准。而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谬，那就有关义理。在钱先生看来，不内涵一义理观，史学这门学问根本就不能成立。他说，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首先应该培养义理观念，否则如何来研究历史。要学中国史学，便不得不懂中国人的义理之学。钱先生如此强调义理哲学在史学中的重要性，还在于义理的存在性、生命性。他说：“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11〕所以，对曾国藩所言“读经史专主义理”，他是赞许采纳的。
    钱先生的史学观中，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很值得令人注意，这就是对情感的重视。他认为历史很复杂，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讲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而文学辞章之内容，则主要在人之情感。“无了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12〕生命本来就不是无情物，有意有智亦有情，钱先生自有一套心统性情与智情意三分说为之理据，此处不待赘说，可详阅《双溪独语》。但须指出的是，钱先生这里所说的情，是正而不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故既是主观的，亦是客观的。时下有些新进学者以为治学有情乃是不客观，实乃对正而不偏、主客观统一的情感与偏在个人的不正的情欲未能分辨之故。史学这门学问不能排斥情感的观点，亦即在《国史大纲》卷首语中所表述的一读史信念：应对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温情与敬意”。唯此情感是正而不偏、主客观融会合一的，所以钱先生晚年反省自己“平日读书写作，常不免带有感情”，“正是一优点”。〔13〕无情感则不能讲史学这一观点，不仅是钱先生对史学须会通文学辞章的说明，也是对史学乃一生命之学的很好的补充说明。
    乾嘉以降，其饾饤考据之流风余韵配合着东渐西风，在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标榜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所谓纯知性纯客观，只追求一个一个的证据，而看轻从学问大体来求大义之融会与贯通，此即便不是主流，亦是最时髦最领风骚的。对此。钱先生是很不满意的，不断著文予以批摘。在收入《学龠》的＜近百年论读书＞一文中，曾顺藤摸瓜，较系统地批评诸如此类的寻题目作文的博士之学名士之学之种种病症，指出其病之根本就在不从大义大体上用心，流于琐碎，把学问与社会分离，与时代捍格隔绝，与身世两无关益。也就是视学问为死学问。钱先生会通成大体的史学观，可以说，正是对此死学问的治疗。这个史学观将史学这门学问与民族社会大群人生实际人生联结起来，与民族文化生命个体生命联结起来，从而把被现代学科分类与盲目标榜纯客观的学风处理成知识性走向的史学观，创造性地转升为生命性文化性的史学观，重建了对大群人生实际人生有实用的史学。同时，历史文化生命是一整体。因此，这个史学观也赋予了史学是人事之学命题的新意义。这就是视一部历史只是一件大事，〔14〕而不是把它们一件一件拆开来，互不关联地看。换言之，钱先生所持的人事史学观是一全体整体人事观。
    现在，已不难看到，钱先生以其种种规定性说法所界定的史学，实际是以历史编纂学记载学为基础为外延为具体内容，以生命之学为基本性质，以历史哲学价值观为内核，三者一体的大历史学。这个史学实亦是生命史学、文化史学、整体史学、有情史学，是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会通史学、通儒史学。换言之，钱先生所持的史学观，是一大史学观、生命史学观、文化史学观、活史学观、整体史学观、会通史学观、有情史学观，而此种种均可包涵在通儒史学观下。
    然而，这三句话都是钱先生自出手眼，戛戛独造的，所谓发人所未发。因此，可以概括为他对史学的基本的创造性看法。但既是创新，又来自传统，不悖传统。于此，钱先生自己有说。他在《史学导言》中就几次说，他讲史学，加了些新观念，好象都是自己的新观念，其实都是中国古人的旧观念。由是，我们可以判认，钱先生所持的史学观，乃一中国文化传统性格的史学观，一新儒学意义的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