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受到限制
    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受到异常残酷的打压，成为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非法政治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大部分领袖人物或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
    1945年10月4日，根据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的指令，东久迩内阁被迫释放了包括日共领导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宫本显治、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日共领袖先后出狱重返社会，以合法身份恢复政党活动。
    1946年2月24日召开的日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政治宣言，提出如下政治斗争目标：1.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政权；2.废除寄生地主制；3.战犯财产收归国有；4.解散财阀，全面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5.建立最低工资制和实行7小时劳动制；6.解放妇女。宣言规定“用和平民主的方法完成当前的民主革命”。这一政治纲领符合当时美国占领军当局在日本实行积极的民主化改革和彻底的非军事化政策的需要，因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3]（P15）日共成员以合法政党党员身份参加国会选举，且有不俗的表现，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左翼政治力量。1947年2月推动“产别会议”、“总同盟”、“共斗”等工会组织进行“二·一大罢工”。若无美国占领军总部的直接介入制止，很可能一举搞垮第一届吉田内阁，实现左翼政党执掌政权的设想。但当时盟国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乔治·艾奇逊就公开表示：“日本国民的政治活动当然要有自由，但是在美国来说，日本也和我们美国一样，共产主义是要不得的。”[2]（P180）随着“二·一”大罢工运动的无疾而终，借助战后日本社会民主运动而勃然兴起的日本共产党的发展势头也严重受挫。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角色沦为权力体系中的边缘政治力量。尽管两年后，日共在1949年初国会大选中仍获35个议席，成为国会内第四大党派。
    1945年11月2日，以战前的无产政党为基础成立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日本社会党。因该党主张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倾向性上很符合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占领军司令部认为，日本社会党是自由主义政党，是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一度对社会党寄予厚望。1947年4月战后第二次国会大选中，社会党内阁的出现，符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改造日本的政治需要，对此麦克阿瑟十分欣喜，他说：“日本国民断然排除了共产主义的领导，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庸之道，既确保了个人自由，又从以提高个人权威为目的的极右、极左政党中选择了中间道路。”[4]（P216）5月24日，麦克阿瑟接见片山哲对其出任首相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担负起将日本建成东方瑞士的重任。
    1948年初，由于亚洲大陆战略形势剧变，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改变了对日政策，社会党政权已不再适合美国占领军的政治需要，加之执政能力和经验的欠缺，逐渐被重新崛起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吉田内阁所取代。
    第二届吉田内阁上台后，立即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支持下实现了新宪法颁布后首次国会解散，通过新一届国会选举完成对国会绝大多数议席的控制，确保保守性质政党对国家权力的长期稳定控制。麦克阿瑟随即发表声明称：“自由世界的民众无论在世界何地，都热心关注着日本这次秩序井然的选举，并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上一个危急时刻，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的、而且决定性的委任。”[4]（P271）
    随后，吉田内阁利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之势，借机打压左翼政党。1949年1月23日，国会大选刚刚结束，吉田茂便借用“整肃令”宣布对社会党左派领袖、日本部落运动领导人、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等10多位政界人物实行整肃。
    针对日本共产党的崛起和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司令部视其为苏联领导下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渗透，甚至称其为“间接侵略”。因此，将其视为打压的重点对象。要求日本政府以共产党为对象而采取立法措施、进行取缔。
    1949年4月4日，吉田内阁不经议会通过，便以政令的形式擅自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吉田首相明确表示该法令“其宗旨却在于对付政治团体的共产党。”[2]（P186）该法令禁止一切政党及群众团体的秘密活动，要求各政党和群众团体登记其办公地点和刊物，提交领导人和成员名单。
    日本政府中专门为调查日共和左翼团体而设置的特别审查局，迫使日共交出领导人和10.8万名党员的名单。朝战爆发后，美国对日占领当局迅即强化对日本国内左翼政治势力的镇压，麦克阿瑟甚至暗示吉田首相应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组织，[2]（P190）左翼具有革新性质的政治资源在不公正的竞争条件下和敌对的社会氛围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转变成具有强势政治资本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