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具有占领时期政治特征的吉田内阁权威性下降
    在吉田首相长达7年半之久的权力巅峰期，其权力来源从表面上来看是依据合乎法律程序的议会选举而获得的。但作为被占领国家的政府首脑，如若不能得到占领军当局的认可和赏识，是绝无可能长期占据权力之位的。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两人之间在改造日本过程中的许多政见是相一致的，两人间的关系也颇为特殊。根据日本占领史学者袖井林二郎教授的研究表明，在5年多的占领期间两人往复书简总数达160余封。（注：参阅袖井林二郎编《麦克阿瑟，吉田往复书简》（一）、（二）、（三）、（补遗），法政大学《法学志林》，第77卷，第4号；第79卷，第2、3、4号。）这些书简绝非普通私人寒暄书信，麦克阿瑟实施对日占领政策过程中，不是发表公开声明而是以给吉田首相公开书简的形式来发布；而吉田首相每当遇到棘手问题时，为避开GHQ民政局的纠缠也往往以信函的形式同麦克阿瑟直接沟通请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最复杂、棘手的问题。
    在整个占领期间，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在改造和重建日本过程中，两人的合作关系颇为紧密。这与两人的经历、性格相近、相容也不无关系。占领时期在盟军总司令部（SCAP）外交局（DS）任职的理查德·B·菲因认为“在麦克阿瑟和吉田茂这两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美军占领开始之时，两人都是六十过半。两人又都是在20世纪初各自国家跃升为世界性大国时期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两人都自视青年俊秀，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同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两人都是傲慢的超保守的政治家。”[5]（P13）从美国占领日本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吉田茂的首相地位是最稳固的，奥秘就在于吉田茂将同麦克阿瑟的关系调整得非常协调。日本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在臧否战后日本历任首相时，认为吉田茂“最大的功劳就是巧妙地同握有最高权力超越了天皇的GHQ的折冲斡旋，收拾了战后日本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复兴的基础。”[6]（P62）“吉田每当出现难题时，就直接找麦克阿瑟交涉。同为总理大臣，片山只尝试过屈指可数的几次，芦田则一次未有。吉田有政治力和行动力，而且有勇气去尝试，麦克阿瑟和吉田茂的会晤总计有75次之多，全都是由吉田茂自己提出请求的。”[7]（P136）吉田的这种政治行动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使吉田茂将日本政府方面的观点直接传递给麦克阿瑟，使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更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同时，这种高层间频繁接触有利于巩固吉田的政治地位，提高其身价，给反对派以震慑作用。将占领军当局的政治权威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源而加以巧妙的利用。
    1951年9月8日，日美完成旧金山媾和，日本从国际法层面结束被占领状态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藉此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占领时代遭受“整肃”的右翼政治家纷纷解禁复出，他们强烈要求改变权力分配的格局。三木武吉就公开说：“虽说是吉田茂，在完成对日和约的缔结和批准的重任后，一定会隐退山林，日本独立后，如果还是和占领下一样，由同一人物执政，那就会执行和占领中没有两样的政策。我想吉田会明白这一点。”日本再建联盟会长岸信介也严厉批评吉田政治，他表示：“尽管说占领期间的历任首相都是美国的应声虫，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问题是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底能不能用毅然的态度来对待美国。独裁者周围的那些自由党、政府的应声虫们，简直太岂有此理了……”[8]（P133）
    失去占领军当局和麦克阿瑟的鼎力支持，吉田首相不得不在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下同鸠山派势力角逐政权。第四、五届吉田内阁几乎就是在同鸠山派的权力角斗中渡过的。这实际上是日本社会内占领体制内外两种同为保守性质政治力量间的直接对抗。
    四、具有被“整肃”经历的保守政治家成为政界主流派
    吉田首相深知鸠山等人解禁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构成威胁，对这些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解禁工作多方设阻。但到旧金山媾和前夕，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石桥湛山、河野一郎等人作为最后一批被解禁的政界人物又都重返政界。几乎所有这些解禁保守政治家在政治目标上都是以反对具有占领时期特征的吉田政治为第一要务。
    鸠山派为争取民意和孤立吉田派势力，以友爱精神为号召，注重笼络政界那些对吉田专断独裁作风心存芥蒂的人士；其次，在对外政策上，鸠山派反对吉田的所谓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提出要广泛地与苏联和中国大陆调整外交关系；第三，在国防政策方面，鸠山、岸信介、石桥等人反对吉田所倡导的轻武装论，认为这不但会削弱日本的独立精神，又有违反宪法的嫌疑，所以主张日本应光明正大地打出重整军备的旗帜；第四，鸠山派主张采取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财政政策。
    身为纯粹党务活动家的鸠山一郎，因命运多舛且亲民开明而深得国民同情，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顺应了刚刚摆脱占领束缚的日本国民的民意，强劲的“鸠山热”席卷日本列岛，使鸠山派在民望上大大超过吉田派。
    吉田派的政治失力主要在于依然沉醉于被占领时期的惯性思维，未能迅速地从被占领国的领导者角色中转换出来，执政方略和手法仍沿袭被占领时代的那一套，在外交政策层面未能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不谋求同中国大陆和苏联打开交往的通道，所倡所导已不符合刚刚摆脱占领重获国家独立的日本国民的精神追求，被日本国民抛弃也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