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得特别热烈。不仅参加讨论的学者多；而且发表的文章也特别多。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大基础理论，所以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应该指出，人们对问题的探讨是严肃认真的，在理论上所作的努力显得十分艰巨，思想上也显得开放和解放。诚然，曾有理论上混乱情况的出现。
    其三，要特别提及的，是1978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学者们更注重于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探讨。从历史事实出发，反映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本义。
    最近两年，史学理论界展开了对美国学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和研讨。针对魏特夫关于“治水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观点，史学工作者以史实加以驳斥。关于古代埃及的情况，有学者分析说，从古代埃及的地貌学和生态学看，它是一个典型的以河流为中心的国家，水利灌溉在农业发展中确实有重要作用，但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尼罗河水周期性泛滥的自然灌溉，一种是开河筑堤的人工灌溉；人工灌溉又有局部性的地方性的池塘灌溉和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主持的灌溉网络系统的建设。“真正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水利灌溉是在马其顿、希腊、罗马统治埃及以后，在法尤姆地区发展起来的。”“古埃及国家的专制主义的产生和‘治水’或水利灌溉工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⑥关于中国的情况，有学者指出，中国几千片甲骨，“没有提到水利。”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从夏王朝建立起到春秋中期的大约1400多年内，不曾兴建《东方专制主义》所谓巨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当时的农田水利，在于凿井和利用自然形成的湖泊、流泉灌溉，规模较小；农田耕作，主要是靠洒水，而不是靠灌溉。”⑦甚至到唐代，治水的管理机制也不过是“中央运举，地方自营”，“规模宏大的唐代水利事业实际上不是由‘中央官僚机构’而是由地方行政部门自营自管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83个州144个县248处水利工程，署名主持人的共157人，其中州县官员为130人，占主持人总数的82.8%。“这一事实充分显示了地方行政部门与州县官在唐代水利事务中的重要作用。”⑧
    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近年出了不少。显然，这种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入探讨，极利于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意义的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归根结蒂，建筑于对历史发展事实的充分发掘和总结基础之上的。
    其四，需要提及，是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有一个重要抓手，即扭住了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出版于1957年，以后一版再版，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很大。他说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熟知”“马克思的‘亚细亚’观点”，本来拟以“东方社会”作为书名，之所以取“东方专制主义”之名，目的在于重申“我已经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概念的说法中得出了马克思本人曾经避免过的结论”。他说他之所以在书中交替地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因为它们是“同义语”。魏特夫进而攻击说，从大禹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始终是“停滞不前的”“治水社会”，历代的政权都是“强大的治水官僚机构”，对中国实行“治水专制主义”统治，新中国亦然，是“真正的亚细亚复辟的产物”。
    魏特夫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过纳粹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尤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新中国的极端敌视的态度。魏特夫向西方献殷勤的态度，就连西方的学术工作者也感到吃惊，对其批判不少。由于他是打着研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幌子来从事研究工作的，颇为唬人，所以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批判显得十分必要。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上海行政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学术研讨会，是近几年批判高潮的标志。日知、林甘泉、陈启能、马克垚、孙达人等一批知名学者到会。与会代表明确指出，魏特夫的这本著作的问题，讲到底，是二战后“冷战”的产物。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形势较好，西方社会颇有被东风讥讽的难堪，魏氏的著作出现于此时，实非偶然。学者们同时还指出，由于魏氏写书时，还是查阅了中国不少历史资料，因此批判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对于其中若干可以肯定的真理颗粒，不宜笼统否定。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再一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党性和科学性统一的重大特点；同时，对魏特夫批判，也显示了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探讨。
    二、从本世纪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四次高潮看当今这股史学思潮的发展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本世纪实际已经有过四次高潮。所谓高潮，是相比较而言，对这四次高潮作一回顾同样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这次研究高潮特有地位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有更大进展和突破。
    所谓第一次研究高潮，发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确认中国社会性质，认定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苏联共产党内有一批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需进行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民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忭札亚尔1928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颇有代表性。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遇到的是亚细亚社会，“现代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法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他还把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人工灌溉、官僚制度、土地国有，并称中国的租佃关系是永佃制。当时，国内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反对者们，提出种种说法，也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遇见的是亚细亚社会。
    诚然，有不少学者是带着探求历史真理的目的参加争鸣的，但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使这场讨论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论定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他并且说，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清算过往社会。”吕振羽于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一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在这部著作的绪言中，他坚决反对马札亚尔的理论观点，指出马札亚尔关于水的力量决定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说法，实际是以“上层的建筑”去说明“下层的基础”，并通过对亚细亚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否定，反对现实生活中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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