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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的时候。忭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有关问题的探讨，还属于摸索阶段。因而第一次争论的学术意义显然逊于当时急迫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开始于抗战相持阶段。由对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的批判而引起。秋泽修二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堕落为日本法西斯御用学者。1937年以后，先后出版《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书，对中国社会史作了符合侵略者口味的阐释。秋泽认为“农村共同体的有续、残存”和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性的小农业”是中国社会停滞的要因，而“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的中国社会只有靠外力的侵入才能打破。李达、吕振羽、华岗、翦伯赞、罗克汀、蒙达坦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对此作了尖锐批驳。为了驳斥秋泽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阐释的曲解，学者们分析了普列汉诺夫、马札亚尔、哥德斯、郭沫若、雷哈德、早川二郎、柯瓦列夫等人观点，提出了各自的新鲜见解。关于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这场争论，很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也可以说，这次学术争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建设。当时有学者就这样摆出问题：“如中国自己能有几本正确完整的中国历史著作，作为民族文化的砥柱，作为民族解放的理论指导，还容得这般‘小窃跳梁’吗”？建议一定要写出几本“用科学方法写作的”、“观点相当正确的”中国历史著作，“评介给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读者，以示今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起点与总方向”。⑨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侯外庐、杜国痒等学者的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著作，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 应该说，第二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涉及面颇广，学术性也相对前次有了很大长进。在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都有明显收获。30年代初的社会史大论战和延续相当年的国际上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大讨论，是这次学术推进的基础和背景。 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高潮发生于建国初，50年代-60年代。这是继30年代后，又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探讨。首先提出这一理论问题研究的是童书业，他发表题为《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刊于1951年第1卷第4期《文史哲》。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原始社会。日知不同意此说，发表题为《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文章（载《文史哲》1952年第3期），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奴隶制社会的低级阶段。不久，从1955年到1958年，吴泽先生接连发表三篇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文章，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的古代”、“古代亚细亚”、“古代东方”等，属于一种“早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奴隶社会”。60年代初，束世徵也发表文章，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奴隶制，指出古代东方与古典世界的奴隶制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但都是直接向封建制过渡的。当时，发表不同见解的还有杨向奎，他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刊《文史哲》1953年第1期）文中反对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简单要看作是古代东方奴隶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生产方式或制度，它实际上是残留在奴录社会或封建社会里的原始公社制度。 50-60年代的这次学术争鸣高潮，参加的学者不能说是很多，但争鸣的水准是高档次的。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较多的时间来钻研和讨论问题，学术资料条件也比以往好，所以这次争鸣的背景条件还是不错的。不过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受苏联史学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较多（包括有教条主义影响），所以有些研究分析，至今还值得作一些反思。当时的这场争论，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这也是特定时代的一种特定性格。 本世纪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讨的第四次高潮，本文的第一节已有详细追述，不多赘述。由于1978年后兴起的这一争鸣高潮持续至今已有16年时间，可以说是本世纪来关于这个专题研究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大讨论，所以对此讨论的态势作一分析也十分必要。大致可以说，这16年的讨论经过四个具体阶段，即反省期、拓展期、发散期、深入期。所谓反省期，主要是指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对“文革”史学以及极“左”思潮的鞭挞和反思，史学迫切需要从这次大劫难中开出新的生路，迫切需要宏观基础理论上的大突破和大建设。1978年以后最早的一批理论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问世的。而所谓拓展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观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上，人们也不会以是否所谓的托派观点来给发言者乱戴帽子。因而就呈现当参加这一次争鸣的学者队伍颇见庞大，遍于全国各地，诸种研究层次的人都有，实是以往几次所不见具有的现象。所谓发散期，也是由此接踵而至。就是说，随着人们研究热情的提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对此问题的专门剖析，而是从多学科研究的角度、多思维方向的角度，广开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范围。而这种发散，对问题研究的深入，恰恰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工作。果其所然，所谓的深入期到来。这种对问题的深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深入，一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研究的深入。1978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的发展态势大体如此。这是笔者必须补充的。而1978年以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所以有如此较生动局面，毋庸讳言，主要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思想的大解放，学者们探讨的自由度和参与热情比以往高得多；而对外的开放，也使学者们意识到光关起门搞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听听人家的意见，看看人家的研究水准。前不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Timtny Brook（卜正名）编译了一部题为《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中文名《中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收集了11篇中国学者的文章。说明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已经迈向世界。 本世纪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四次高潮已如上述。那末，在对此作了回顾之后，我们有些什么教训；易言之，今后在这一问题研究中，我们应注意处理好什么问题呢？对此，笔者作六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继续深入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原意的理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不休的讨论主要是由于对马克思有关阐述理解的不一致引起的。事实上，今天的学者还没有走出这个圈子。在上海行政学院的讨论会上，学者们依旧各执己见。或曰这是马克思的一般提法，不属体系性见解，不必陷入太深，或曰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索的问题，绝非轻率见解，应该非常认真对待。看来，要解决好这问题，必须在理解马克思这一理论原意方面下大功夫。嶂甘泉等学者主张，要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的角度来深入对此理论的认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