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四次高潮，有三次都涉及到对外国（西方）学者攻击东方民族和有关理论的批判问题。忭札亚尔认为是“水的力量”决定了东方的生产方式，秋泽修二认为是“人工灌溉”决定了中国停滞的“集约性的小农业”，魏特夫认为“治水社会”是“东主专制主义”的基础，等等。说明国外学者中，对此有一套体系性理论，其学术发展也有渊源承继关系。这一情况是我们必须究明的。要下功夫找准这套学术理论的发展脉胳、大致走向，以及在各国得以发展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也就是说，近代思想史、近代史学史研究专家，应下点功夫对此问题作专题研究，这对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必要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原则上有个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问题。事实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也确实常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组织者和工作者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把握好两者关系的问题。只注重其现实意义而忽视其应有的严肃的科学性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同样，仅在学术理论上下功夫而忽视这一学术研究客观上每每具有的特殊使命也是太书生气的做法。还有一种不应有的情况是，有的学术部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囿于过去“左”的思潮影响，把敢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上发表新观点、新见解视为离经叛道之举，甚至有些学术工作者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和待遇。看来，今后要做好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问题，仍是非常重要的。
    其四，马克思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课题，国外很多国家学者都去探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国外学者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这是我们研究中必须取鉴的内容，甚至可以踏在他们的肩膀上前进。可惜我们这方面的取鉴工作做得太少了，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看来，这方面的资料信息工作还是要做，有关的研究史的总结工作也还是要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把握了外国人研究概况，我们对自己的努力方向也会有底，国际对话不在话下。至于魏特夫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一概抹杀。魏特夫对东方社会研究的资料工作做了不少，其中的有益意见、真理颗粒犴当别论。
    其五，第四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成果，如前所述，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突破，二是对历史客观进程探讨的深入和突破。两者中，关于历史实践的突破更重要。现在看来，仅仅以中国为例也还不够，必须把我们的目光拓展到应有的亚细亚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和前苏联学者有相当多的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显然应该有一批关于东方国家古代史研究的学科专业点，我们也应该有一批由我们亲去有关国家作出的涉及古代东方的科研成果。这样，今后会更有发言权。而以此为基础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也会更扎实，更有说服力。但愿祖国能有一批很有份量的此类学术成果，在国际史坛站住脚跟。
    其六，关于着眼于现实中国出路的问题。历史表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每每都和现实中国的发展出路有关。事实上，究明中国社会性质，对于它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一直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全球的眼光看，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路径确实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人历来主张“天道”与“人道”的和谐，人是天地价值的中心，注意自然、社会、国家的整体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为邦本”、“人贵于物”的思想，都不是西方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秋泽、魏特夫等人对东方社会特点作反科学的总结和无端攻击是错误的。但东方社会有东方社会独有的特点是事实。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它的规划和发展方向的考虑，不能脱离传统与文化，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所以，研究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好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研究好东方国家社会大体的社会特性和特点，研究好东西方国家历史和现实差异及其不同的发展路径，都会是极大有利于现实中国社会的建设。换句话说，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务必结合现实，力戒空谈，使之活生生，有血有肉，着眼于现实和未来。
    注释：
    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
    ②《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③《关于部落所有制》，《文史哲》1982年第5期。
    ④胡钟达：《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云南《学术研究》1980年第1期。
    ⑥刘文鹏：《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的扭曲》，《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⑦周自强：《从古代中国看〈东方专制主义的谬误〉》，《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⑧张弓：《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水利农业文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⑨《中国历史论集》，东方出版社，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