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习俗观念的影响
    黑死病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习俗，而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丧葬仪式。几个世纪以来，死亡对人的刺激是通过安慰仪式得以弱化的。它帮助死者获得永远的安宁，教导人们分离只是暂时的，死者会停留在精神的圣殿中并会受到尊敬，最终所有的人都将复活和团聚。所以，安慰仪式能帮助人们平静地对待他们所爱的人的逝去，能召唤活着的人继续从事死去人的工作，重操他们日常的劳作。
    随着黑死病死者的增多，传统的丧葬习俗全部或部分地终止了。人们心中更多的是对可能被传染的惧怕，而不是对死者的慈爱，他们自己或在能找到的随便什么人的帮助下，把尸体从屋子里拖出来，草草地把死者掩埋。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两名牧师跟随一群人去墓地，后面却有三、四副棺材；牧师原以为要埋葬一具尸体，却发现有六具、八具或者更多。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对死后每个人都能走向重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黑死病过后，那些挣扎着活过来的幸存者中间，一些人心理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欧洲人对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对于基督所讲的爱心，对于瘟疫的发生，对于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索……另一方面，劫后余生者从他人的死亡恐惧之中，唤起了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对生之权力的百般珍惜。于是不失时机地追求现世享乐便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歌颂人生、申扬人权成了新的社会观念。”[7]（P199）
    6.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黑死病肆虐使人感觉到生命本身是一场与死亡主宰之间无望的战斗。死亡不再是一种等待重生的灵魂看守者，它变成了一个强取豪夺的怪物。这种对死亡看法的变化在很多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上帝万能论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对上帝及人生问题开始反思，从而为人们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
    害怕被感染黑死病驱使很多人走上了朝圣之路，虔诚是个现成的理由。去朝圣可逃离传染区还能访问圣地，这样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在朝圣者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那些宣称为帮助别人的苦修者，他们为自己和社会赎罪，在通过城市的进程中用带结的绳子抽打自己赤裸的上身。苦修者相信他们的行动具有神圣的力量，显然，这些人好像代替了牧师，成了天国与人间的调解人。这当然是教会不允许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 Clement IV）于是宣布禁止公众苦修，然而运动如此强大根本无法禁止。
    黑死病降低了人们对教会精神领袖的信任，结果导致了许多自发宗教运动的出现。除了少数一些教会能够勉强地维持控制外，其他的则走上了挑战教会精神独裁的道路。黑死病制造了那么多痛苦，造成了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必须对此做出回应，需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些苦难做出解释。在受教育人群中，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圣徒的礼拜式，以及他们对圣物和神殿的礼拜是迷信和盲目崇拜。宗教争论的声音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回荡了几个世纪，并且争论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7.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黑死病的肆虐导致许多人死亡，在亡者中当然包括大量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这就使得黑死病过后的中世纪欧洲社会中这些岗位人员匮乏。黑死病爆发使欧洲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供养的负担。人们生活水平要提高，就需要资本和经济的多样化，更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至少这是一方面的原因，黑死病灾难事实上刺激了新的、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展。
    技术上的改进当然首先应归功于那些具有天才创造力的个人，但大量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费用的增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性因素。中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通过关键技术节省劳动力的例子。随着12世纪和13世纪大学的发展和识字人群的扩大，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如在13世纪的巴黎，有大批的抄写员从事手稿的抄写工作，手稿被分成几部分并分给不同的抄写员，由他们不知疲倦地进行抄写，最后不同的部分再组合起来形成一本书。在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时期，这种方式是令人满意的，但人口锐减提高了劳动力的费用，基于劳动力密集性的复制工作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廉价的复制书的新技术。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1453年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这当然与许多因素有关，但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的天才在于找到了综合多种技术为一种新技术的方法，而新技术的应用能够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速度复制书本，并且大大节约了人力，降低了成本。
    还有许多其它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缺乏而刺激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出现的情况。如，黑死病过后，在海洋运输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有关船体构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综合性新技术，建造出了排水量更大却需要船员更少的船只，而且能在海上航行更长的时间，能从一个港口直接航行到另一个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