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问：在当下的中国，有为数不多的学者逐渐解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否能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答：当从一种历史情境转入另一种的时候，人们寻求并吸取教训是需要谨慎的；毫无疑问，这其中更没有任何可以复制的“蓝图”可言。要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对中国有一定的影响的话，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其一，苏格兰对商业在欧洲出现的历史探究强调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就像斯密所说的是“无声无息的和不知不觉的”(silent and insensible)，并且也不是蓄意策划的产物。在《英国史》中，休谟通过将社会化的行为模式的变化确认为社会权力的渐进转移的因果机制，从而解释了这一过程。无独有偶，斯密也明确提出：封建主义的衰落和商业的出现可由普遍的原因(general causes)来加以解释。这一过程不能由法律和政治特权来加以解释，因为封建势力的衰落不在于审慎的、有目的的法令，而在于“财产权和礼俗的状况。休谟和斯密(以及其他人)都认为奢侈品的可得性(availability)是礼俗变化的关键性因素。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获得这样的一种教益：消费或许可以引发社会变革。封建领主获取和消费奢侈品的个人欲望破坏了他们自身的权力基础，因为要购买这些奢侈品，他们不得不解散自己的附庸和侍从，而没有了这些附庸和侍从，他们所能操控的人便会越来越少。因此，封建领主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图后果便是其丧失了命令他人的权力。而对于苏格兰人而言，这些问题并不纯然是历史性的。在当时的苏格兰，通过立法部门的支持，人们正试图“将苏格兰高地文明化”。当时的一些苏格兰人，如凯姆斯勋爵以其法官身份，积极投身于此项政策实践，用我们现在的术语说，就是由国家来启动(sponsor)发展。然而，依照休谟和斯密的信条，国家的这种直接干预很难获得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它容易犯重商主义的错误，也即人为地赞助一部分产而反对另一部分产业。与之相较，自由主义政策则更有可能获得长效性的成功(be enduringly successful)。与此同时，如果习惯和礼俗没有发生变化，政治上的创设很可能会失败。概而言之，将工业实践强加于农业，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比低效的传统模式更为糟糕的农耕模式。其二，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首先，苏格兰人坚信，只要有法治，商业便会兴盛，这就是为什么破坏封建领主在地方上的权力基础是商业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斯密在《国富论》中偶然提到中国时，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声称中国已经达到与其法律和制度及其物质环境相匹配的“财富的限度”。但是，如果这些法律有所改变，那么它便会脱离静止状态。除了要准允对外贸易，它还应该摒弃“正义的各种口实和幌子”，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穷人和小资本家均被“抢劫和掠夺”。换言之，通过法治公开地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以及随之而来的信心，现有的个体就会进行投资和创新。当前，中国尽管一直对第一点尊奉有加，尽管仍存在一些限制，但在第二点上仍有所欠缺。本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当经济自由的运转存在一定风险时，为了防止消费革命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变化，国家便试图限制政治自由。但既然“商业与善政”是并辔而行的，那么，任何将这两者分割开来的尝试都不是应对不稳定性(instability)的良药。
    (本文由叶乐乐、傅琳翻译，周保巍校对。周保巍也设计了一些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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