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寅恪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4〕这段话从学术内容和方法论上将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为三点。其中第三点主要是指王氏早年所进行的文学和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而言。这一点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姑不具论。而其中第一点、第二点均是指王氏的史学考据而言。
    所谓“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是指王国维创造性地把甲骨、钟鼎和封泥、简牍等用于殷周和汉晋史研究。王国维在《古史新证》〔5〕一书中曾将自己的这种考史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他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学混而不分。……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正是运用这种考据方法，他成功地撰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考》等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殷周史论著，奠定了他在新史学中的“开山”地位。在这些论著中，他凭借其深厚的经学、小学根底，结合对甲骨文、金文的考释，不但论证了《史记》、《世本》所载殷代世系是基本可信的，而且正其所误，补其未备，基本上理清了殷周时期诸如宗法制度、祭祀制度、继位制度和都邑迁徙等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郭沫若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抉发了3000年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6〕王国维还运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考察、探讨了匈奴的族源。他在《鬼方昆夷狁考》这篇重要的学术文章中，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和钟鼎彝器铭文，通过对先秦古部族活动地域的考据，从文字学与音韵学的角度，论证了商周之际的鬼方、昆（混）夷、薰育、荤粥和宗周之季的狁实即战国以降之胡与匈奴，指出它们是同一族名的异译，是“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这一论断发前人所未发，当为对匈奴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此外，王国维还充分运用本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汉晋木简和敦煌遗书遗文，进行史事考据：利用汉晋木简考释了当时文书的程式、官吏的俸给以及烽燧制度、西北地理等许多问题〔7〕； 利用敦煌遗书遗文考证中古时期于阗、高昌、回鹘等地方政权之史事，并据以考校了许多古籍版本〔8〕。 这些都是王氏“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而做出的创获。
    所谓“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是指王国维广泛而充分地利用中国境内外各族有关文献资料进行辽金元史的研究。王氏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撰写出《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蒙文元朝秘史跋》、《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有关蒙元历史的重要论著。这些文章广征博引，不仅充分参考了有关蒙元史的汉文正史和野史，而且广泛利用了《蒙古秘史》、《马可波罗行记》和拉施特《史集》等诸多“异族”之故书，把成吉思汗建国前五六百年间蒙古诸部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钩稽出来，对蒙元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
    综观王国维的史学实践，可见他的所有史学研究工作几乎全是从大量的基础工作开始。每进行一项研究，他总是充分搜求、爬梳、推敲、校勘基本史料，然后以求真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通过比较、分析或综合、归纳而推求出坚实的结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国维对传统考据学做出了重大发展。传统考据学的治史准则是“考信于六艺”，即古史的真伪要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来判定。而王国维则以开阔的视野，不仅将传统经史以外一些“不雅驯”的文献材料和地下出土材料引入史学考据之中，而且以这些材料来审查、验证传统经史的有关记载。这样便大大地扩大了史学考据的史料范围，从而取得了超越乾嘉诸老的史学成就。
    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同样受到过良好的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深谙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并且受到更多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治史方法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以精湛的考据见长。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其史学成就各有千秋，“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