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陈二先生在史学考据的风格上也有很大差异。王氏的考据文章严谨朴实，明显带有乾嘉学派的风格。而陈氏的考据文章则较少朴学的味道，往往使人感觉很有些“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味，他常能在人们习而不察的史料中发掘出意想不到的意蕴，让读者一新观瞻。
    王国维先生的史学考据文章极为严谨周密。为了论证一个问题，他总是将有关材料搜罗殆尽，然后通过排比、归纳、类推等方法，辗转互证，往往能在分析、比较或联系、综合中发现重要问题，发表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对“王亥”的考释就很有代表性。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常见“王亥”一名，而且殷人对其祀典之隆与其他先公先王同。但稽之《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人世系之中无“王亥”之名，唯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司马贞《索隐》曰：“振，《系本》作‘核’。”而《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于是他便判断“亥”、“核”、“垓”是同一人名的不同写法（通假），而“《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然后他又从《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和《世本》等古籍中找出有关材料，证成其说。《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的记载，王国维便将其与《吕氏春秋·勿躬篇》的“王冰作服牛”、《世本·作篇》的“胲作服牛”联系起来，指出“冰”字篆文作“仌”，与“亥”字形似；而“仆”、“服”古音相同，“仆牛”亦即“服牛”，从而证明“王亥”确有其人，且为殷人先祖。
    陈寅恪先生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坚持客观求实的汉学精神，重视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谨。不过，他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而不是治史的目的；并认为史学研究应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考据而“推测其渊源之所从出及其成立之所以然”〔16〕，亦即应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具体考据方法上，陈寅恪先生不像乾嘉学者那样主要依靠章句的训诂和版本的校勘来进行史学考据，而是在精细的史事考释中重点着眼于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史事考据中往往把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材料信手拈来，通过精到的分析，发幽探微，寻绎出其间微妙的内在联系，常在常人不经意处推论出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见解和结论。例如他的《读〈莺莺传〉》，就是一篇很能代表其考据风格的文章。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写崔莺莺与张生由互相爱慕而私自结合，后为张生抛弃的故事。该传奇小说实为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的蓝本，历来被视为言情小说的佳作。虽然以前的研究者也有人看出《莺莺传》中有元稹的影子，但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通过对元稹有关诗文的考据，将元稹的身世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与该传奇作品所叙情节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不仅肯定《莺莺传》确认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而且进一步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经陈先生的分析和考释，就将小说中的张生这一艺术形象与唐中叶以后的社会门第观念和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使《莺莺传》这一文学作品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史的“良史料”。此外，陈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较早注意到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将元稹创作《莺莺传》的动机与唐代科举的“行卷”风尚联系起来，认为《莺莺传》这一文备众体，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文学作品当即是元稹的“行卷”之作。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新颖且极富启迪意义的。
    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二先生都曾对《秦妇吟》这首著名的长诗进行过考据性的研究，从中可以较明显地看出他们考据风格的差异。《秦妇吟》是唐末著名诗人韦庄所作的一首名噪一时的长篇叙事诗。该诗通过一个少妇的自叙，描写了黄巢农民军攻入长安后，她由长安逃往洛阳所经历的战乱惨状。这首当初传诵一时的名诗，不知何故，未被收入韦庄的《浣花集》，后世一直湮没无闻，清人所编《全唐诗》也未录此诗。本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许多六朝人及隋唐人的手写卷子。王国维在日本狩野直喜博士录自英伦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中发现一种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的长诗卷子。他便以其渊博的学识，从五代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诫，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而这首长诗敦煌残卷中，恰也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诗。于是王国维便据此断定该诗即是韦庄的《秦妇吟》，并写成《韦庄秦妇吟跋》一文，对该诗进行了考释。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出《北梦琐言》的一小段记载，考定此诗的作者和篇名，显示出其学识广博之一斑。
    陈寅恪先生后来也对此诗卷进行了精审的研究，写成《韦庄秦妇吟校笺》。陈先生在此文中，一方面对此诗进行了严密、精当的诗句校勘和文字训释，纠正了以往一些研究者的误解；另一方面对诗中所记“秦妇”东逃路线及沿途军事形势进行了考据和推证，并对此诗失传千余年的原因作出了出人意表、发人深省的推证和解释。孙光宪《北梦琐言》认为：由于《秦妇吟》一诗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触犯当时公卿，所以韦庄晚年讳言此诗。陈寅恪先生以其敏锐的历史眼光，指出孙光宪的说法不足为训，其理由是：中和二年，唐僖宗责备高骈的诏书中还引用过高骈奏表中“园陵开毁，宗庙焚烧”之语，说明“当时朝廷诏书尚不以此为讳，更何有于民间乐府所言之锦绣成灰，公卿暴骨乎？”因而他认为韦庄晚年讳言此诗，当别有原因，应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寻找答案。他通过考察两《唐书》和《通鉴》的有关记载，发现当时在长安、洛阳一线与黄巢军对垒的官军主力，是杨复光与王重荣统帅的军队，而“杨军之八都大将中，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韦庄）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即是其一。其余若晋晖、李师泰之徒，皆前日杨军八都之旧将，后来王蜀开国之元勋也。……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倘在斯欤？倘在斯欤？”这里，陈寅恪先生虽然只是推论出一种假说性的结论，但这一假说性的结论似乎比《北梦琐言》的说法合理得多、深刻得多。由此可以领略陈氏卓越的史识和一定的宋学精神。他的史学考据甚至颇有点禅悟的意味。禅宗的妙悟原是要打破各种有限认知的界限，使思想摆脱拘滞之境，既洞察入微，又思通万里、自由无碍。陈寅恪先生史学考据的特色正是这样通脱而不空疏、细致而能博大，往往能在睿智的考据和研究中使人们体会到深沉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