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之学首求史料的齐备。陈寅恪先生最使学界佩服的是他在史料的掌握和运用上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他在史学论著中不仅广征我国传统的史部典籍，而且博引道藏、佛典、神怪小说、笔记、野乘、地志、墓志、书谱、墨迹，甚至中亚各族和欧洲的许多非汉文史料也经常被他信手拈来，作为史学考据的材料。所以胡适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9〕罗家伦则从学科和语种上称赞陈氏运用史料的广泛：“陈寅恪虽自谦谓所治乃咸同之间、不古不今之学，其实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典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和中央亚细亚研究，而其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利）文、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10〕香港学者许冠三则认为陈寅恪先生“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的扩充”〔11〕，因而将其归诸“史料学派”将陈氏简单划归“史料学派”是否妥当，似乎还可探讨，但由此可见人们注意到了他在扩展我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史料范围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考据中极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索，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但他对于史料的考释具有不同于清儒的特别眼光。清代乾嘉学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于史料的着眼点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上，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深一层的挖掘，因而对于个别具体问题往往考订甚精，但缺乏通过史实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史识。而陈寅恪先生则往往能在看似平常的史料中发掘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史学价值，常常能通过个别字句或史实的考释而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如他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时，提出天师道世家对我国中古政局的影响和关陇集团对唐代政局的影响等著名论断，都是通过搜集、排比、分析、考察大量的有关史料后归纳、提炼出来〔12〕。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考据并不像清儒那样限于以归纳法推求结论，而是常常穿插运用演绎法，从而使其研究工作显得丰富多彩。
    陈寅恪先生在史学研究上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开创了“诗文证史”的考据方法。这种方法的开创，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史料范围的扩展。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多注重其艺术价值，而较少注意其史料价值。陈寅恪先生则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中保存有大量的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于是他便创造性地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记述内容与历史记载综合起来进行考据、研究，沟通了文学和史学的畛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先生在“诗文证史”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利用唐代元稹、白居易诗歌中的有关资料考证，揭示了当时官吏的俸给问题，验证、补充了《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新唐书》等史籍中关于唐代官吏俸给的记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解决了唐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再如他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中，根据李商隐《无题》诗中的“万里风波一叶舟”之句，推定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又如他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以唐人李复言《续玄怪录》中“辛公平上仙”的故事，与《顺宗实录》的有关记载互相比证，理出了顺宗为宦官所弑事件的头绪。其他如《元白诗笺证稿》、《桃花源记旁证》、《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韦庄秦妇吟校笺》、《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都是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的丰硕成果。
    三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和陈寅恪两先生治史的共同特点。但是，正如世界上万事万物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样，王、陈二先生的史学考据也有其各自的特色。 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因而二人在史学考据中所使用的材料自然也有所不同。王国维先生的治史重点在殷周秦汉。又由于他对传统的经学、史学、小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因而他的史学考据虽也间用“百家不雅驯之言”，但主要是以经史二部之书与甲骨、金石等地下材料相互释证。陈寅恪先生的主攻方向在“不古不今之学”〔13〕--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不仅精通史学、文学、哲学、佛学，而且通晓近二十种中外古今文学，因此他所运用的考据材料也就显得异彩纷逞，不仅包括我国境内的以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等写成的史学、文学、哲学、佛学等各方面的文献材料，而且还包括许多以古梵文及其他外文写成的文献材料。不过，与他的治史方向有关，他的史学考据很少征引经部之书。他自谓：“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治经”、“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14〕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辞。但由此也可反映出他的运用考据材料方面的特色。
    王国维的弟子周传儒认为：“海宁治学的方法，悉本于乾嘉以来汉学家。”〔15〕这种说法虽然有欠全面，但还是基本上概括反映了王国维史学考据方法的特点。王国维确实继承了乾嘉学派尊重客观事实，力戒游谈无根的治学精神，而且能够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互联系起来，进行严谨的考据。陈寅恪先生一方面也如王国维先生一样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汉学求实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因而就王、陈二先生的史学论著相比较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而陈氏在归纳之外，也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史料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史料考据来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论著表现的是“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