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北大的五年，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不小，与胡适、傅东华、邵飘萍等交往也使他心悦神怡。但在1922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因校长马叙伦离职，教育厅长夏敬观聘请何炳松继任校长，由蒋梦麟等出面游说。何推辞不成，遂于9月南下就任。浙一师是一所名校，李叔同、 鲁迅、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曾在该校任过教。但何到校不久，便发生师生中毒事件，共死亡24人，在国内影响甚大。何也受到牵连，刺激很深。他自言：“物质精神，两受痛苦，事后回想，恍若经过一场恶梦”。〔20〕他终于在1924年离开那里，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何在浙一师期间，饱受痛苦，胡适同期也在杭州养病，却享受了一番人间情爱。〔21〕对于一师的惨案，胡适倒也有番评论，表示出他对朋友的关心。胡适在《一师毒案感言》一文中写道，一师有“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誉，如今却经受了一番严重的考验，但一师的师生经受了考验。胡适赞美说：“一师居然能在短时期中恢复上课，居然能不为种种谣言所扰乱，居然能不参加种种迷信的举动，居然能至今还保存一种冷静的态度，静候法庭侦查审判的结果：这一次奇惨奇严的试验，一师至少可以说是及格的了！”同时，胡适也对朋友寄予希望，他希望一师能继续谋求学校的改革和进步，特别是在学校的膳食问题上有一个根本的改革，以求不幸中之大幸。〔22〕
    尽管何炳松对接任一师校长一事，后来有懊悔之意和难言苦衷，但接任一事本身却显示出他的本性。据他本人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个性不强。这种个性的懦弱，容易使他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也就造成他以后生活的波折和变化。1922年以前，胡适与何炳松的个人经历尽管有不少差异，但大致相似。他们同为北大教授，有同样的留洋背景，又同对章学诚和中国历史有兴趣。但在1922年以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开始显得不同起来。胡适保持了他的研究兴趣，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佛教史的研究等。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了不少西洋史学和教育学的著作，以及百科词典等。在30年代，他个人也发表了研究程朱理学和浙东学派及其渊源的论著。但其学术影响力，终无法与胡适相提并论。胡适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学者，尽管他号称“但开风气不为师”，实际上他“好为人师”，乐意成为“开山祖”。但何炳松则自称甘当伙计，随遇而安。〔23〕当然，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何炳松以后改变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而这一变化与他的个性、经历和外界事物的变化有关。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丰富却不无波折。1932年，日军攻击上海，引起“一二八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首当其冲，被日军炸毁。四天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和何炳松任职的编译所又遭焚毁的厄运，损失惨重。这对何炳松的打击很大。他于1932年10月16日发表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详细记载了经过，惨痛的心情，溢于字里行间。〔24〕这一经历，必然对他的学术态度，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在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人类史上的残杀案》一文，追述了西方历史上各种野蛮的行为，来证明英国人在当时残杀中国人，犹有渊源。在文末，他写道：“近年来又很有提倡‘大阿利安’主义的人，在英美各国，尤为哄动一时。他们的意思想联合所有世界上的白种人来同黄种人相抗。……我们黄种人要想永久在太阳下占一个生存的位置，非我们自己同种人释嫌携手，努力自强不可”。〔25〕这些言论，与他后来参与起草建设本位中国文化的行为，很有关系。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何炳松改变了想急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度，而倾向于加强中国文化的建设了。这一学术态度的转变，也使得何炳松在政治上逐渐与国民党政府靠拢，与胡适在那时主持编辑《独立评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差异。
    何炳松在上海期间，还积极参与了中华学艺社的活动，以后还担任了几届的社长。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与各界人士接触，包括国民党和政府的官员如陈立夫等。何炳松的行政领导才能也为他们所赏识，为他后来受到政府任命为暨南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由于编译所被毁和他本人态度的转变，何炳松放弃了编辑一套西洋历史丛书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民族复兴丛书”，由中华学艺社出面编辑。这些活动进一步反映何炳松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力求保护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感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他起草和签署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26〕
    何炳松等十教授签署的《宣言》于1935年1月10 日发表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宣言》一开始便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所有的只是古人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因此他们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批评和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批评传统文化，但同时又不盲从洋人，对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的需要来决定取舍。〔27〕
    这一《宣言》，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学术界的名人都参与了讨论，蔡元培也复信何炳松，表示了他的看法。蔡提出如何保持中国本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非理论问题。从政治上看，这一讨论，配合了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但其讨论的内容，则为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讨论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国民党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28〕
    何炳松在《宣言》发表之后做了一系列讲演，还主持了座谈会，使他名声大噪。这一名声，加上当时国民党内陈立夫等人强调开放政策，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何炳松因此在同年7 月获得暨南大学校长的任命。〔29〕
    但是对胡适来说，何炳松之参与签署《宣言》，只不过是重弹保守主义的老调，改变了何一向坚持的引进西学的态度，而与洋务派的观点一脉相承。胡适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保守的，中国文化更是保守，因此绝对不用为丢失中国本位文化而担心。如果中国文化的一些成分失去了，只表明它们本来就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被自然淘汰。胡适希望“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30〕胡适的话，与他一向主张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指出这一《宣言》与洋务派的联系，也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胡适的批评，何炳松做了答复，力求区分他们所说的“本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他强调，提倡中国文化本位，并不等于要恢复传统文化，相反，他们的目的是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文化。如何改造？何炳松认为是要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来淘汰旧文化或吸收西方文化。自然，何的辩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指出了文化发展需要培植的道理。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本位文化”的实质，却与胡适所批评的并没有什么出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全盘西化，而胡适就是想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何炳松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改造文化来符合现实的需要。〔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