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何炳松等十人又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一文，力图陈清他们所说的“此时此地的需要”的具体定义，他们认为那就是要“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前面两条仍然十分含糊，不能表明为什么在那时是一种特别的需要，但第三条却点出了他们起草《宣言》的背景。〔32〕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何炳松之所以参与签署《宣言》，与抗日战争的爆发很有关系。战争激发了何炳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改变了一向从事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初衷。民族的存亡，使他认识到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必要。〔33〕
    事实上，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傅斯年就曾慷慨激昂地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口号。在政治上，他们开始向政府靠拢。即使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也有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不少人，包括傅斯年，提出现在大敌当前，必须提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傅斯年不同意国民党领导的“新生活”运动。〔34〕这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挑战权威、改造文化的热情在30年代已经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所取代。何炳松的改变，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
    胡适本人没有改变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但当国民党政府派傅斯年等人劝说他出任驻美大使时，他还是答应了。在赴美前夕，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35〕显然，胡适也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一介书生必须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何炳松的报效祖国，体现在他苦心经营暨南大学的工作上。何炳松出任校长仅二年，战争就曼延到大学的所在地上海。何炳松将学校搬至租界。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以后，他又将学校迁至福建建阳，惨淡经营，可谓鞠躬尽瘁。他的民主治校的作风，亦为师生们所赞扬。在抗战后期，何炳松还受教育部委派担任东南联大的筹委会工作，以求将上海各地的大学聚合于后方。1945年抗战胜利，何炳松组织暨南大学回迁，但不久就被政府调任新成立的英士大学校长，他此时已心力交瘁，百般推辞不能，只能勉强就任，但尚未赴任就在1946年7月25 日病逝于上海中华学艺社的宿舍内。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早逝，颇感悲伤。他们甚至认为何炳松不应出任校长，否则他的学术成就，会大得多。〔36〕
    胡适在当月从美国回到上海，之后去了几天南京。何炳松逝世时，他在上海，直到29日才乘机去北京，但笔者尚未找到胡适参加上海悼念何炳松的活动的记录。个中原因，颇费猜测。也许是因为胡适刚刚回国，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事务繁杂。但从胡适一向的为人来看，似乎不至于没有一点表示。这是有关两人关系的一个疑点。
    注释：
    〔1〕有关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参见《胡适的日记》，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141-167页。胡适也记载了何炳松在1937年来到北京，他请不少朋友与之相聚，并陪他两天的事，可见他们两人的私交并没有因为两年前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而受到影响。见第545页。
    〔2〕参见《何炳松年谱》和他自己写的《随遇而安》一文， 《何炳松论文集》，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3-535，507-508页。
    〔3〕加州伯克利大学没有何炳松的入学注册单， 何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注册单记录了他以优良成绩毕业。
    〔4〕《课余杂录》，《何炳松论文集》，第451-452页。
    〔5〕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35页。亦见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34页。
    〔6〕何炳松普林斯顿大学注册单，何的硕士论文在该校并无存底，其内容大概据何炳棣回忆。
    〔7〕《中国政党小史》，同上，第1页。
    〔8〕姚名达曾经写信给何表示他不同意胡适对章学诚史学的中心看法，何炳松则复信认为胡适的解释基本正确。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43-544页。
    〔9〕《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46页。
    〔10〕《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第136-144页。
    〔11〕何炳松还写过：《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和《章学诚史学管窥》，第27-50，89-119页。有关何炳松的史学成就， 《何炳松纪念文集》中有不少专文论述，房鑫亮又在《暨南学报》撰文议论何炳松对史学史的研究，见《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1991年第2期第54-59页。
    〔12〕参见胡适《中国古代逻辑方法发展导论》（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纽约1963年版，第1-9页。
    〔13〕《新史学导言》，《何炳松年谱》，《何炳松论文集》，第63-64，539页。
    〔14〕据《胡适的日记》所记，1922年2月25 日何炳松曾请胡适吃饭，估计与何翻译《新史学》一书有关，或是一起商谈研究章学诚，因为翌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就出版了。见第272-273页。
    〔15〕《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 何淑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
    〔16〕参见王晴佳《兰克与兰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 年第3期，第118-128页。
    〔17〕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0页。
    〔18〕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6页，亦见罗宾逊《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12年版。
    〔19〕《新史学导言》，《何炳松论文集》，第62-63页。
    〔20〕《一师毒案之回顾》，《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3-35页。